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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
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
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
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
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
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
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
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
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
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
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颇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前此认为我反对
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
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
义。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国民党组织应选举三个代表出
席，我被推为候选人。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守常先生极力主张我去出席。他认
为这样对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们两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讨解决。其他的中共
同志们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主张。
我初意想辞谢代表的任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铁路工人方面。这时各铁路工会的秘密小
组正在发展之中，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举行一
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如果我到广州去，将耽误这一工作的进行。再则我不愿担任国民
党方面的职务，我主张北京的中共组织应推选一位将来能担任国民党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这些理由未为同志们所接受。一致表决了我为候选人。
十二月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国民党选举大会，到会者近两千人，全场挤得水泄不
通，我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
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
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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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称许我这次能够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陈独秀先
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
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我当场辞谢了这个指派，我说，我将不能等待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终结，就要先行赶回北
京，并说我不适宜于代表中央，因为我仍不赞成多数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的这一作法。
陈独秀先生未置可否，随便谈了些别的事情。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
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谈话处”①。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
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
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当即起而发问：“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
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孙先生听了我的
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伧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
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
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
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
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
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那
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蔼，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
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
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
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多数同志都附和鲍罗庭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
决的问题。李大钊先生也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
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进与步表示意见，那无异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
而采取单独行动了。
接着，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鲍罗庭所草拟的国民党党章草案，无
异是各国共产党党章的“译本”，其中根据民主集中制所拟订的中央和各级机构的职权、党
员应守的纪律等等，无一不与共产党的原则相同。我指出这些原则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国民
党的党章应有较大限度的民主。国民党一向是松懈惯了的，忽然之间要受到这样严格的约束，
会妨害国民党的广泛发展和引起麻烦。对于跨党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异自我束缚。因此，我
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党员除应遵守国民革命的政纲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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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跨党的共产党员才能立足。
鲍罗庭对于我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他不多表示意见，有时只耸耸肩不说甚么。
他曾轻描淡写的说：“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
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
当时中共一些同志们对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十分兴奋，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
我曾问谭平山：他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
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他的答覆充满了乐观。他说他已担任了这个职务两个多月，
并未发生困难，他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使我只有在两个办法中间择一而行。一是不顾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张，那便可能遭受中
共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二是为保全共产党员态度的一致，不如早点离开广州，
去主持铁路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样虽不无闪避之嫌，但我终究能保留一贯主张，以待机会。
中共同志们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无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条路，因而我在大会没有开幕以
前，就开始准备北返了。
当时我虽然意态消沉，但仍照常参加各种宴会。开会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孙中山先生往
往要发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他以迟缓而沉重的语调，讲解他对大会的希望。在我所能记忆
的他所说的要点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轻视革命党的作用，力言当时“革命军起、革命
党消”这种主张的非是，证明此后应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国民党，本革命的三民主义，完成革
命与建国的任务。他这些话常使在座听众大为感动。
孙先生在演说中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作比较的时候，说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力于俄
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但其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却失败了。他说俄国现行的新经济政策，与太
平天国所实行的天朝田亩制是相类似的。俄国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末，在中国实行三民
主义是最恰当的了。当他论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他总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一个部分。但他否定阶级斗争
之说，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并无阶级的显明分别。
他所以着重说到这些问题，用意很明显，是想将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
之下。但我从旁观察，他的说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有些在座的国民党人物，对于共产
党员能够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一点，抱有怀疑。至于在座的共产党代表们，对于他批评俄国革
命及共产主义的各种说法，则表示不安。当国民党人对孙先生这样的论点鼓掌欢迎的时候，
我从未见有任何共产党人表示附和。
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一月十五日举行，因筹备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
开幕。开幕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任主席并致开幕词，旋即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
钊、谢持五人为主席团。
第二天继续开会，由胡汉民任主席，讨论大会进行的程序问题。在这次的大会中，两个
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毛泽东与李立三发言最多。我却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据我的
观察，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