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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持三个国民党监察委员曾为中共党团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个弹
劾案⑥，足证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没有结果。
① 邓泽如等十一人致孙先生密函原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六十五至第六十七页，罗家伦主编，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 李大钊声明全文见前书第三十七页至第四十八页。
③ 胡汉民在其所作《中国国民党批详之批评》文（原载民国十三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改组纪念《民国
日报》特刊—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四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说有位外国朋友曾对他说，国民党好像已
有左右派的分别。他们所谓外国朋友，就是指鲍罗庭。
④ 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他为何脱离中共，我也不得其详。但到一九二五年间，他却
去参加了反共的西山会议。
⑤ 见邓著第一一三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⑥ 张继等三监委的弹劾案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提出的；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七十二
页至第八十页。
第七篇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
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
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
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
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
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
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
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
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
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而我们又是国民党公布出
来的中央委员。再则五月十五日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①，这虽与国共两党毫
无关系，但撷预的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的对俄政策，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也是国共
两党所为。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钊先生虽催着我去准备一切，但
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天的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
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
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
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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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
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新结婚的。她是一九
二一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
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
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
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
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作了必要的准备，但仍暂住在
原处，因为他们用的是假名字，军警不容易发现。他们也预料实行捕人将是两三天以后的事；
到那时再行躲藏不迟。他们主要是为我这个军警心目中的“要犯”担心，希望我明天能够摒
挡一切，离开这个住所。于是我和我太太忙着烧毁重要的名单和信件。可是，我们这两间房
里堆的文件确实太多了，一时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极了，心理上还相信有明
天可以继续清理，所以在烧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谁知这次警探们的行动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还没有亮，我的住所和铁路总工会的
办公处同时被大批警探包围。公寓的掌柜来敲我的房门，我从梦中醒来，还以为是预定今早
回去的铁路工人有急事来找我。我打开房门，警探们一涌而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
说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们在我的房间内翻箱倒筐，检去大批文件。他们的言语态度极其粗野。我太太气得
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强盗”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便乱捉人，乱拿东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
更深恐牵连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鸿杰两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讲，以便早点离开
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弃出身，能
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
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
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样，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
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
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
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
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
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
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
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炸爆炸了，但
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
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
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
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
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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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
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
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
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
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
“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
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
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
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反正是该死的。现
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
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
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
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
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
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
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
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
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
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
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
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
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
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
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
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