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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
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他们在一道，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
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
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
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
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
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头却因此怒月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
你不喜欢我管这件辜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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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
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
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
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将这些吗啡客提早
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璐了这个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
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
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
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
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
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
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
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拉！留着脖子多啃
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
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
人的心情。
我在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耳闻目睹的事，却己不胜枚举。这对我说来，无异是一个
重要的课程，我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改革须要很
大的工程和很长的时间，我进一步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扫除这一切的龌龊，
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切与重要。
不仅如此，在监狱里，不免使人觉得度日如年。我还不算寂寞，而是孤单，即每天所接
触的人，与我很少共同之点，我不能向他诉说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间，气温已
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
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点难过，因为此后我没
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
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
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
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体操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
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
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
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
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
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
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
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
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屋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
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
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
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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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在狱中的界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
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
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
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
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
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
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
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
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
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
更深的了解。时“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
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
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
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
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奋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
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
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
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
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
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
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
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
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
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
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
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
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
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我悔恨自己为甚么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
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
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胡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
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
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
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
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
长兼总经趣，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
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间中共第三次代
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四月决
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
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
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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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
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奋相忍为国，
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
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
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磨折。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
法，有一次还向赵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
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