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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
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
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
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
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
“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
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
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
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
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
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
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
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
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
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①该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以黄埔海军
学校旧址为校址，故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初设筹备委员七人，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
十四日令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年五月正式成立，规定校本部设总理、校长、党代表各一人，由
孙兼任总理，蒋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②蒋这次辞职的内幕，据陈独秀面告我，蒋赴俄考察军事，印象不佳；回国后并不同意孙先生的联俄容
共政策，因而不愿任黄埔校长；后经戴季陶劝说，以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俟羽毛丰满后再说；
蒋始恍然大悟，欣然返粤就职。
③黄埔第一期正取生为三百五十名，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入学，编为第一二三各队，备取生为一百二
十名，继于五月十日入学，编为第四队，合计为四百七十名，实际到校的只四百六十余人。
④这就是第一次东征中有名的棉湖之役，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章 革命阵容的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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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形成了。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
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
我也说到在我离开广州以前，鲍罗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时既不能迁来广州，我又马上要回上
海去，那就只有信托他会同广东区委会相机处理一切。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全力应付五卅运动，
对我的报告未详加讨论，就搁置下来了。
但深知国民党内情的陈独秀先生表示忧虑。他认为胡汉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
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
从代帅的地位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他的看法虽然如此，不过当时鲍罗庭尚未明白表示，
他的议论也没有进一步说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所率的黄埔党军回师广州，于六月十三
日解决了杨希闵、刘震寰这个心腹之患。据说这次战争进行很顺利，没有多少伤亡，也没有
甚么重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俄顾问亲手向杨刘总部发射了几炮，敌军就溃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五卅事件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发生著名
的沙基惨案。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更为左倾，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更在那里亟谋发动全国
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弥蔓全国时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仅
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①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
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
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性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
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国民党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
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交中央
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
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导。加之省
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此，广州的
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
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
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据我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庭和加仑间发生歧见所
致。后来据张太雷告诉我，果然是由于加仑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
度；而鲍罗庭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仑的意见。
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据广东区委会的报告，孙文主义学会是专为对抗中
共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设立的；其组成分子多系右倾学生，如一期生曾扩情、贺衷
寒等。教官中则有甘乃光等为之策划；事先并得到汪精卫、廖仲恺等的同意。
这件事使我们大为不满；认为广东工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毛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有
人指出汪精卫、廖仲恺都是著名的左派，为何竟会同意组织与中共相对抗的孙文主义学会；
很可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中共党员所包办，遇事又大出风头，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妒忌，因
而亲共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不得不准许他们搅这个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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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事件震动了整个革命阵营。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广州局面的危机，
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国民党左派
的真正重心，能团结汪蒋等人，不管在党员中、军人中和民众团体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
很好的信誉，因此右派选中他来谋害，是要去掉眼中钉，取消联俄容共，进而根本破坏国共
合作和国民政府。但我们也觉得镇压只能制止右派继续破坏，根本之图，还是要注重团结国
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为害，才能稳定革命的阵地。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提议，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
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廖案。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而且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亲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
杀廖的嫌疑，林直勉并因此被捕，胡汉民亦被软禁在黄埔。不久—十月二日胡并被派赴俄考
察，实际等于放逐。
该年九月间，许崇智属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队，涉嫌勾结陈炯明军，企图叛变，于同
月二十日为蒋派军队包围缴械。许本人旋于二十三日辞职离粤；于是三人特别委员会再变为
汪蒋合作的局面。
广东方面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初因广东区委会缺少报告，并不详细知道其中内幕。
而上海不少国民党人又纷纷谣传：这是中共分化和破坏国民党的行动；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
已成为第二政府；广州即将实行共产统治等等谣言。中共中央由于不明内情，苦于不能拿出
反面事实加以辟谣。
直到九月间，胡汉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鲍罗庭方面的简单通知，说明
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已决定用国民党代表名义，派往莫斯科出席共
产国际的会议。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归国。我们看了这个通知，首先觉得
鲍罗庭的用意，显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席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廖的
主谋者，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阴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
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将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
同时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庭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
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
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国民党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
东省委否定国民党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国民党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
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