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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派的组织，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个主要方法。我曾反问鲍罗庭，除了这种分化的办
法以外，所谓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为一体的说法，是否含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应在国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包办国民党中央委员席位的意义在内？所谓强迫中派追随左派和进攻
右派的说法，又应如何实行？
我的这些问题都是鲍罗庭难于置答的。因而我更说明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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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
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
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
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我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
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而且在
这次（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我们应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
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问题。最低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
便不受外间挑拨的影响。
我还提出了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
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的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如果罢工委员会一时
不能结束，也应在国民政府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我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明确的政策，支
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改组各地地主民团的武装，使之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农民的武装，以
清除各地的武装冲突，并满足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
我曾向鲍罗庭说：“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
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如果能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各点，特别是使农民势力在乡村中居于优势，
才是实际的革命进攻。”
鲍罗庭并未答复我的问题。广东区委同志们似不愿卷入我和鲍罗庭之间的辩论，没有人
多发言，就散会了。事实证明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是站在鲍罗庭一边的；他们尤其反对
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他们虽不视我为退让
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觉得我多少对广东情况有所了解，并寄予同情的人。但总感觉我的
意见，含有退让的气味。
张太雷向我所说的话，似刻画出鲍罗庭当时的处境。他指出鲍罗庭在这里与汪蒋等人一
同奋斗，相处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鲍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稳
定现有的领导。不过近来鲍罗庭精神上颇感不安，在处理广东各项问题上，往往遭遇困难，
又被右派所反对；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
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他还进而说到鲍罗庭在这里花了两年工夫，才把广东的情形摸
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个人来接替这个顾问职务，是很难有适当人选的。
我曾向张太雷保证，中共中央并没有要撤换鲍罗庭的意思。我自己来广州一切首先就商
于他，也是为了尊重他。中共和孙、叶、邵等人的协议，也强调要他们遵守孙先生联俄容共
的既定政策。这些似乎都不致使鲍产生不安于位之感。但张太雷仍感不满足。他指出西山会
议公然开除鲍罗庭、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首先来一个示威性
的反击；其中一项是应造成热烈拥护鲍顾问和汪蒋领导的气氛。他认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
孙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体的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是十分不够的。
这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而中共对此所应持的政策，我们—中共中央与
鲍罗庭及广东区委会之间—迄未取得协议。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与国民党中派有所协议，
自不能中途变更。在鲍罗庭方面，又认为这是退让，须予修正；而在时间上又已不容许往复
协商。我这个当事者处在夹缝中，只有使这种歧见不过份暴露于外而已。
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速解决。但陈延年等总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
合法而又成立较早的组织，而孙文主义学会却是未经正式许可的新右派的产物；如果这两个
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对我的主张，似采取拖延的办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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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我解释，这件事要等在黄埔负责的周恩来回来后，才能处理。那时周恩来正在汕头兼任
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来广州。陈延年认为他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两个团体的
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处理办法是较妥当的。
其他如结束省港罢工问题，这是广东方面不能单独解决的。果如鲍罗庭所说，那时香港
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来广州，试探解决的途径。这种谈判因双方意见距离甚远，拖
延时间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的时候，香港方面似觉得已无谈判之必要，便中断了
这种接触。至于农民与地主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后来只是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通
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作为点缀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开始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由汪精卫所领导的；但实际
上，他没有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在大会举行以前，我曾将我们与孙、叶、邵等商谈经过，
和中共中央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向，正式向汪说明。他除了和我亲切寒暄一番而外，对我所说
到的，并不作具体的表示。他那时一切事多与鲍罗庭商谈，即对国共关系问题，也不例外；
也许他觉得通过鲍罗庭较为妥当。
鲍罗庭对于这种现状也许是引以自傲的。当我向他说到要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的时候，
他说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可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话，并没有甚么要顾虑的或要重
新讨论的事。鲍罗庭那时仿佛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
策，认为有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他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亲密结合；但也看不见中
共这样做的前途。他没有中共迳行夺取国民党领导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势力做国民党左派
的基础（他并明白说中共是命中注定了要做苦力的）。他虽进退两难，但对自己的政治手腕，
却颇能孤芳自赏。他认为广州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大会举行的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庭将它翻译出来，乃是一篇反对帝
国主义的大理论。正当我和鲍罗庭阅读这篇电文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庭不加解释，将电文
交给他；他也没有等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果然
成为这次大会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卫走后，鲍罗庭很得意的向我夸耀，说一切事情经他安排，都能不费唇舌的顺利解
决。我却感觉有点不满足，曾追问鲍罗庭，除了这个电报外，莫斯科是否还有别的具体指示。
他回答说：“没有。”并说一些实际问题，莫斯科大致信任我们能够协商解决。这显示当时莫
斯科对于中国局势并没有敏锐的感觉，只能听任于鲍罗庭的相机处理。
大会在汪精卫领导之下，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党务报告，接受总理遗嘱，弹劫西山
会议派，以及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商人运动等决议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会的改
组精神再度表现。
汪精卫是位动人的演说家，表演得颇为精彩。他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虽然冗长，但他
那充满热情的词藻语调，获得不少的掌声。尤其是他多次所强调的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
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
的而共同生存下去等语句；为当时人们所乐道。
然而他并未以同样热情的口吻，号召广东以外的国民党员，不要走西山会议派的道路，
共同团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下，一致合作。这似是他演说中的美中不足之处。
蒋介石将军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盛会的；颇有自命不凡之态。一月一日新年的群众大会上，
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
精卫等为之失色。他在黄埔所举行的招待全体代表的茶会上，也显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气派。
他在大会上所发表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革命军已近十万人，强调一年来军事上所获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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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确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一般代
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
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
“尊蒋抑汪”是西山会议派破坏广东局势的重要策略；事实上似也有隙可乘；我也和鲍
罗庭慎重讨论过这个问题。鲍罗庭曾含糊其词的表示汪蒋两人性格确有不同，汪善解人意，
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表谦逊和退缩。蒋则所知不广，但却勇于负责；目前
两人还没有甚么芥蒂。在我们之间任翻译的张太雷，更进而说只有鲍罗庭折衷其间，才能维
持汪蒋合作的平衡。
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各地党部代表资格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约占全体代表的四分之一②，
但也不能有甚么积极贡献巩固左派的领导。任这次大会中共党团书记的是高语罕，他在黄埔
任政治教官；这次在大会中是中共的主要发言人。他也是一位激动的演说家，堪与汪精卫的
美妙词调唱和。他在言词中对国共双方不分彼此，使会众有一团和气之感。他知道中共内部
对国共合作的根本问题，仍无明确的决策；因而对许多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避而不谈。
在国民党内，居然存在着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党人大感不安的；即所谓左派，亦
不例外。这次大会中，大多数代表对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惧之心。开明的国民党代表，往
往也要说几句话，表明其纯粹国民党员的立场。
我经常出席大会，但并非代表，而以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到会，坐在大会的中央
委员特别席上。坐在这个特别席上的人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