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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们深觉这件事发生在整个局势逆转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中共毕竟是成长了；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我们有排除万难的决心。
我们无暇再谈鲍罗庭与中共中央间的歧见，也不再计较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大家都聚精会
神商讨对策，来挽救这个局势。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
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
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
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
决的左倾错误（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过）。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
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
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似是为了冲淡我们之间所有
过的芥蒂。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
担负着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
①向警予此后在党内再没有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初她就被国民党所害
了。
第二章 “三二○”事变以后
中共中央认为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资产阶级图谋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公开
表现。这一认定的内容大致是：这一事变包含着反抗苏俄控制的民族观念，要对中共加以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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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的反共意识，以及拿破仑主义等等重要内在因素所造成。领导这一事变的蒋介石将军所采
取的手段，却是一种推翻原有领导的军事异动。再经过了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
次全体会议，才确立了蒋介石的领导。中共也由拥护国民党领导逐渐走到反抗的方向去。
我于这一事变约十六天后到达广州。经过一次风暴扫荡的广州，在表面上看，似已恢复
了宁静；事实上，由这次事变所引起的众多问题，都悬而未决。原任主席的汪精卫避不见客，
我也见不着他；蒋介石将军则留守于黄埔和虎门，对外似不愿公开问事；国民政府主席的职
务，那时尚由第二军军长谭延辏г菪锌词兀鼍质埔约肮补叵到绾畏⒄梗谷巳缱刮濉�
里雾中。
据我所知，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最初是任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的李之龙在寓所被蒋介石将军逮捕了。李之龙系中共党员，
黄埔第一期生，中山舰舰长，直接受蒋介石将军的指挥。他被逮捕的理由是将中山舰擅自开
往黄埔，似有异动。但据李之龙辩称，中山舰的调动，事前曾奉有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
转来黄埔校长室的电话命令；他奉命行事，并无过失。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认为这是孙文主
义学会所设的陷阱，李之龙不过因疏忽而误坠奸计罢了。不少的国民党人士也认为李之龙的
异动嫌疑，不过是这一事变发动的藉口而已。
接着，在二十日凌晨三时左右，蒋氏所统率驻防广州市内的第一军第二师宣布戒严，出
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进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纠察队遵令缴出枪械，故未发生冲突。
东山一带俄顾问各住宅的卫队也同时被缴了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奉
命离开职守，集中黄埔军校，听候处置。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指出执行戒严任务的都是孙文
主义学会会员，尤以完全为其控制的第六团，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件事显系蒋氏的主动；但
不少人有意无意的说成仅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非法异动。
据说汪精卫事前确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才由电话中得到报告，他曾愤而将电话挂断，
一言不发，并从此再不露面。据熟知内情的人说，三月二十日后，汪蒋曾几次商谈，都未获
得怎样处理这件事的结果。汪曾表示这种举动是要不得的；为党国威信计，他不能再干下去
了。蒋虽形式上自请处分①，但认为一切均由汪的领导错误所致，汪应首先表示悔改。
至于这一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似有下列各点：
第一是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与态度是使蒋氏发生
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
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自负不凡的中国军人的不快。尤其是苏俄的政策是很重视
冯玉祥的实力的。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作战的时候，季山嘉等曾冒
昧的向蒋氏建议将他所统率的军队，由海道运往天津，支援冯玉祥，甚至要求蒋氏到北方去
为冯玉祥训练干部②。这些主张显系不了解中国军人的观念；蒋氏这样一个要独创局面的人
物，那会愿意屈居冯玉祥之下；他之会有苏俄不重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有意贬抑他个人地
位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苏俄是否真有抑制蒋的意图则是一个疑问。季山嘉等与我从未谋面；但据我所知，已往
他们都是依照鲍罗庭的指示行事，对外并不作政治性的接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并告诉
我，鲍罗庭和苏俄军事顾问们对蒋氏的尊重，是有过于汪的；决不会有贬抑蒋的意向。不过
苏俄人过于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谋改变北京政府的现状；以期中国革命能迅速发展，
对苏俄的外交形势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
包子军人在鲍罗庭走后，一下要担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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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汪蒋间权力的冲突。据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的观察，汪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
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
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之鲍罗庭走后，在对俄顾问的
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
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
第三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上面我已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内彼此
对抗，双方磨擦有增无已，据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检讨，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幼稚和偏见，固
毋待论；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左倾蛮干的偏差。不过蒋氏心目中并不相
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他会有什么异动，可是他对中共军队在各地国民党
部和在工农群众中的势力日渐膨胀一点，不免侧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组织，在军中的党员并
不绝对听从蒋氏的支配，尤使他大为不安。中共同志们觉得蒋氏这次行动所要反对的主要对
象即使并非中共；事实上中共却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变由于上述的原因，如此这般的发生了；使广州的政局大为震动，汪系的
人物认为蒋氏的行动是违反孙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坏国民政府纪纲的；因而要求抑蒋以便使
汪能继任艰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以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
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
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
的反感。一般说来，受到打击的汪氏是获得较广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龙无首，支
持汪的人多意存观望，仅仅发发牢骚而已。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更是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势力，予蒋氏以
反击。也有人责备广东区委专支持蒋介石，视黄埔为军事建设的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均发
展，以致酿成今日的局面；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就有这种看法。恽代英等更认为这一事变证
明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产；亟应改弦更张。但一谈到目前应如何做的时候，
同志中则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如果要中共采
取主动来抑制蒋，则不特力有未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
离开广州。据熟悉内情的周恩来和张太雷告诉我，俄顾问们是要等鲍罗庭回广州来设法亡羊
补牢；当时俄共派来广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余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离粤回国，他们行
前曾向蒋氏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留驻广州的俄顾问们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
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在这动荡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提出一个简明的方针来应付。在
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
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
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时间约在我抵广州后的第三天），与他直接谈判。
黄埔是我多次到过的地方，也在那里向学生们讲演过。这次旧地重游，有点今非昔比之感。
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我首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
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蒋氏也表示了类
似的意向。我进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间都希望他能与汪继续合作，不知他对此有何意见；
二是黄埔同学中的中共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他的，他们犯有错误，不知道他将如何教导他
们。蒋氏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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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结束。
我向蒋氏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原系广东区委会上所共同决定的。蒋氏素不愿意多说话，
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像身负重任的严肃态度。他那次谈话，至少明白表示了并无彻底排斥中共
的意向。至于他对汪精卫的态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