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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不作无目的的退却。即使事实上在执行退却政策，也要坚称以退为
进的借口；因为赤裸裸的退却，会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鲍罗庭当时所做的，正是如此。这
还不算，他竟将“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
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鲍罗庭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
的武装农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
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庭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铄
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庭总是
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庭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
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
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庭
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
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
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庭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
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
了鲍罗庭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
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
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庭的再三劝
说，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时八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庭的要求，
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当即陪同我们
去看张静江。我们又把来意重述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
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
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要先
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揭幕。会议所要达
成的任务，是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通过党务整理方案，调整国共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
权。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党务整理方案⑥的主要内容规定：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跨
党党员不得任党中央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亦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设立国共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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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联席会议；共产国际所给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
均须交由联席会议通过；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名单应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以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等。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这些办法，绝非如人们所
说的由“容共”到“联共”⑦，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会议上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张静江代替，实权则落在蒋氏的掌握中。在
蒋介石将军的提议之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辏Ы犹嫱簟�
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氏本人则接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
这些改革都是蒋氏一手促成的，也许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中共党员之出席会议者，如谭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态度。他们声称自己不
能作主，须待中共中央处理。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那次会议上暴露了出来。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
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
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琛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
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琛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
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
满浙江系⑧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琛之选胡汉民，可
予证实。”李济琛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党务整理方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无不万分激愤。有的说：“鲍罗庭被绑票了，张
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说：“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
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何要被动的受处罚、被整理？”
鲍罗庭当时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镇静，作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说：“我们没有被驱
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
全错误的。”
他还透露五月十五日会议那一天，居然有罢市的传言；中央银行曾发生挤兑事件；“实行
共产”和“杀共产党”等类谣言，不胫而走。他认为这种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动的
迹象，军事当局（指蒋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说不定又会发生第二个“三二○”事变了。幸
而我们有先见之明，一直静观其变。事先又与蒋、张获得谅解，在会议中也未发表反对言论，
是以我们并没有坠入敌人的陷阱里云云。
他又指出右派并没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再被放逐
了，阴谋捣乱的吴铁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结的伍朝枢更自动离粤了；西山会议派的人物
也不能插足于广东。这一切都证明受到重大打击的不是我们。他又透露，据他所知右派人物
都对那次会议表示失望。又称，会议宣言中既明白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反动派奋斗，
我们大可据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
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有人认为如果汪精卫能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抢先提出完善的党务
整理方案，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
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庭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
也是抚慰有加。
鲍罗庭不赞成多数中共同志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有违共产国际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
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的撤退出来。他肯定地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
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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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鲍罗庭认为中央不必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
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
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
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鲍罗庭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将他的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主张用拖延手段来对付
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应派代表来广州参加。他还说：“广州的
政情你多身历其境，不用说你将会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话，不妨先来一步，先试探行情。
如果国民党真要举行联席会议，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赶来不迟。”
谭平山当时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
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琛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
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在谭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与鲍罗庭密商。鲍罗庭在谈话
中，又无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鲍罗庭对于谭平山的意见，不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他问谭平山：“你有甚么办法联络
李济琛？”谭平山进而表示如果我们不反对他的主张，他可试探。鲍罗庭至此再也不掩饰他
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指出国民党内部纠纷很多，尤其是顽固的张静江，的确使人厌
恶；如果有人反对他，也是理所当然。
这表示鲍罗庭对于蒋、张，表面虽极尽忍让之能事，实际是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
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从他此后一切行动来看，亦是如此。至于谭平山联络
李济琛的工作，似未收到显著成效，也许是李济琛反蒋而不亲共之故。谭平山不久就离开广
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斯大林
倒很重视他，似有让他代替陈独秀领导之意，也许就是他这种“联甲倒乙”的主张为斯大林
所欣赏的原故。
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这段期间广州的一切发展，是国民党削弱苏俄控制，打击中共
气焰，强化资产阶级的领导的一种过程；中共似应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我向鲍罗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代“团
结一切革命势力”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中共党
员应逐渐退出国民党，转而注重工农群众工作的独立发展，不介入国民党内部纠纷。鲍罗庭
讥笑我这些想法为“退却步骤”，他认为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以后，即行退出国民党，是经不起
打击的示弱表示。
我没有坚持我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我当时自信不够。我心目中仍相信鲍罗庭是比我见多
识广的老手，有神通广大的共产国际做后盾，不好将他与马林等量齐观；只有回到上海中共
中央去，再作详细的研究。同时广州一般的中共同志们也催促我从速返回上海，商讨今后发
展的全盘政策；因而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