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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
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
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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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
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
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
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
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
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
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
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
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
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
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
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
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
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
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
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
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
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
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
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
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
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
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
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
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
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
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
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
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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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
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
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二？七”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
经济条件，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困难重重。
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参加盛大的
国庆纪念会；接着举行总工会成立会；发布成立宣言；选举向忠发为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
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总工会之下，还设有
工人纠察队，其盛况不亚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那天又适逢武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
工人群众更是欢欣若狂。
工会的组织在激剧扩大之中，并向武汉以外的各县市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会
员人数多达三十万⑤。中共虽能完全控制总工会，但对其属下的各分工会，则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发生若干左倾蛮干偏差。中共职工运动的负责者，主要是在那里加强各分工会
的组织，挑选适当干部，分担各分工会的领导职务；并征求中共党员，形成各工会和各工厂
企业的中共支部；以及训练这些新手，使他们能了解当前的责任。
劳资争议和罢工浪潮，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而汹涌起来⑥。当时总工会除认为资方应承
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外，关于劳作条件，规定一个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每月应以十三元为标
准，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加上额外加工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应有二十四小时
的休息等⑦。这些要求，从国际水准来看，固是可怜的，即以当时的武汉实际情形而论，也
不算是过高。而各分工会在劳资争议中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有时还低于这个标准。在增加工
资上，有些企业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两元或三元，连原有工资计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标准。
在休假问题上，有些也仅要求两星期休息一天。这显然顾到了当时实际条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劳资争议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十一月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武
汉商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劳资争议
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处置争议的方针，大致是要求劳资双方服从它的仲裁权力，主张资
方应大体接受湖北全省总工会所规定的劳作条件，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则应遵守劳动纪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们总觉得工人方面的这些要求难于实行。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困难，战
争使他们陷于经济不景气中，政府当局只知问他们要钱，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会又在不断捣
乱，提出种种要求。这种上下交迫的困境，将使他们的前途为之断送。他们不敢开罪政府当
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强承担下来；但也利用当局向他们要钱的机会，将他们的怨气，
向工会方面发泄。
引起工商业老板们最大反感的是工会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动。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
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
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
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资方看来，工人纠察队的这些活动，是不可饶恕的⑧。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动了武汉市，“实行共产”的谣言在各处广泛流传；“反共”的声浪也跟着抬
头。当时威金斯基曾根据这种情况，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严惩反革命。事实
上这种主张是当时所不能实行的。主要是国民革命的内容太过复杂了。当权的军人实力派，
事实上有求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说得上甚么惩办。中共却陷于一种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顾全大局，要争取北伐的胜利，不能仅顾着自己的政纲；又要维护工人阶
级的利益，不愿使自己成为约束工人行动的工具。左右两难，顾此失彼。如果真要严惩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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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说的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在事实上在国民革命阵营中，
来一个共产革命；但这又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对当时国民革命的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混乱的情形稍加说明，便更易于看出若干
症结所在。
国民革命的民族阵线是以对付帝国主义为大前题；帝国主义的势力确构成国民革命的最
大障碍。湖北全省虽大致已为北伐军所占领，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武汉江面上，经
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六艘。兵舰的炮口，指向武汉的中心区。
兵舰上的水兵，以租界为据点，或明或暗的在戒备着。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无论
在政治、经济，和制造舆论上，都有雄厚的实力；使我们常觉得有一只强劲的手，在阻挡着
我们的前进。
一般革命人士以现实策略着眼，都觉得北伐战争是以分别解决反动军阀为主题。他们赞
成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极图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