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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惑不解。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
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在文家躲藏了十天以后，乱事似乎是平静了，交通恢复了，我家派了人来接我回家去。
我安然回到梽木山家里，曾为我耽心的母亲和家里的大人们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他们对于造
反的事，心有余悸。谈到下列的一些要点：我家大人们在阴历十月十九日（即公历一九○六
年十二月六日）傍晚已听到风声了，忙着把家里贵重的什物搬到山上去，人也躲藏在山林里。
当晚，有一个洪江会的千总就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集合了从各村来的党徒上千人，杀猪造饭，
吃饱后再行进。屋前屋后都是火把，他们在广场上升旗，叫喊，叫做“誓师前进”。
广布在湘赣一带的洪江会原系洪门圈子里一个后起的较小支派。洪门起于明末清初，为
明朝遗老所参与的一个秘密结社，在太平天国时起过重大作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
三合会等等均系洪门内著名的组织或支派。在清代的各种秘密结社中，洪门是较为进步而又
是最有势力的团体。它一直标榜“反清复明”，但为了避免镇压，这一政治目的是埋藏得很
严密的，只在必要时，拿出来一用（如洪江会造反时），平时却显得是一个神话和迷信交织
而成的江湖义气团体，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这团体的政治性被冲淡了，而且逐渐包容
了不少为非作歹的分子，常做些包庇营私的勾当。人们统称之为“洪帮”，官厅称之为“帮
匪”或“会匪”。
我的家乡成为洪江会的一个重要据点，也不是偶然的。上栗市是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的中
心市镇，离萍乡县城八十里，离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的边境都不过二十里左右，水路能
通长沙汉口，那一带正是横亘湘赣交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山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
和麻布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贾负贩往来湘赣鄂等省的也素称频繁。沿着罗霄山脉更有许多
土式的小煤矿。各小煤矿之间和矿工之间常有械斗事件发生。小股土匪也常出没于这一带的
山林间。这种两省交界、当局统治力薄弱、而又土产丰富、商业发达、械斗成风、地方不靖
的地区，正是江湖团体滋生的温床。
几年以前，洪江会的党徒们即在湘赣边境上开设了一些赌场，这种赌博的性质类似上海
的花会，当地名之为“开标”。开标办法是分三十六门下注，如果押中了，赌场就一钱赔三
十钱。每天开标一次，上午赌场派人到各乡村去找下注的人，下午四五时开标。洪江会的头
目们就利用赌场的“交通”人吸收各地乡民入会。如果湖南的官厅加以取缔，他们就往江西
跑；江西官厅取缔，他们就往湖南跑；而湘赣两省的官厅又难于一致行动，所以他们能自由
发展。三五年下去，赌场的势力愈形膨胀，加入洪江会的乡民也就多起来了。
洪江会专在下层社会中发展组织，入会的最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和负贩挑夫
之类，自然也包括不少地痞流氓。地主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这个秘密帮会以江湖义气
相号召，加入者觉得可以得着一种保障，无论做甚么事都不会受人欺侮。何况加入的人既未
受到甚么严格的约束，那时这帮会也没有昭彰的恶名；因此，下层社会多乐于参加。
成为洪江会指挥中心的那一带的赌场，组织算是不坏的。它们很能赚钱而又颇有信用，
从没听见赌场有明目张胆欺负乡下人的事发生；所以乡村富户参加这种赌博的也不少。而且
赌场和洪江会的活动展开以后，这一带就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小股外路土匪就不敢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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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出没，抢劫的事倒反稀少了。因此，一般人最初预料不到洪江会会有甚么惊人的举动，也不
觉得它们的活动对地方上是十分有害的。
一九○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首脑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政治企图，四乡的风声便
渐渐紧起来。最初是一些反满的故事和神话在传播着，接着又在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
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即明朝的明字），
以为标记。那家大门上没有“明”字标记，就是败类。后来洪江会更标榜出两个主要目标：
“反清复明”和“铲富济贫”。“反清复明”是洪门的老口号，那时已无“明”可复，其主要
含意还是发泄排满的民族意识。“铲富济贫”这口号比“反清复明”的口号渊源还要早些，
中国历史上的叛乱都有这种类似的口号。可是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明确。一般说来，只是
将富户的钱粮没收过来，发散给那些傲傲待哺的贫民罢了。
洪江会起事逼近了，纪律也宣扬出来了。所谓“三刀六眼气”，是洪江会圈子里一种早
已订下的严重处罚，那是说，谁要背叛了洪江会，或者违犯了它的重要会规和纪律，就要被
刺上三刀，并且要现出六个眼来；即每一刀要有一个进的眼和一个出的眼。这种帮会的制裁
办法虽然从未听见真正实行过，但其残酷性足以吓唬乡下人，也能藉之维系其本身团结，作
用是很大的。
洪江会更将它的党徒按照部队的形式编组起来，乡村地域的区划，每十个壮丁编成一个
最小的单位；由洪江会的大头目就十人中指定一人做什长来统率。十个什长之上指派一个百
总；十个百总之上指派一个千总；千总之上还有统领等名称。起事前这个区域里洪江会的大
头目觉得党徒众多，一切似以准备就绪，又因秘密泄露，乃决定突然发难。发难的日期是非
常秘密的，一般人事先毫无所知，官厅方面当然更不知道。那天上栗市惊慌到来的时候，即
是洪江会的头目们正在下达集合的命令。这个命令的要点，大致是指示各什长、百总和千总
召集部属，配带各人已有的武器，按时向指定地点集合，并向指定地点行进等等。第二天清
晨我们三个小孩在文家店铺、门口所看见的农民队伍，也就是依据命令集合起来的一支。
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用的是甚么名称，其领导人物又用的是甚么头衔，这是一件传说纷
歧的事。只知龚春台确是这次起事的首脑，乡间称之为洪江会大头目或大统领，据说他曾出
过一些布告，但这一点我已找不出可靠的根据来。
龚春台不过是洪江会萍浏区域的大头目，并不是整个洪江会的最高首领。洪江会的大首
领是哥老会的马福益。龚春台的造反计划是将各处集合起来的会众，一起集结在浏阳南部的
某个地点，由他统率着浩浩荡荡的杀到浏阳县城去。他心目中大概以为占领浏阳县城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他设想只要占领了浏阳县城，将造反的旗帜高高树立起来，散布在各地的洪
江会就会闻风响应。
一九○六年夏秋之间，湘赣交界一带地区发生旱灾，十月间这一带的人民已感觉米珠薪
桂，人心颇有浮动。龚春台就利用这种饥荒情况，号召党徒，说打下浏阳县城，没收富户的
钱粮，大家才有饭吃。据说他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同行进，准备打下浏
阳县城可以分得粮食，这一点也是他能够号召大家起事的一个主要因素。
龚春台和其他洪江会头目们发展党徒和办理赌场，表现得很能干；但对于作战一事，却
缺乏应有的准备。据说龚春台确曾集结了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声势不为不大。可是他并没
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那些大小头目们又都是临时集结起来的新手，显得有些盲
人瞎马。因此，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两天的行动中，不能按时合理进餐，有些分不到房屋休息，
居住行动又无规律，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等折磨。而且这支莫名究竟的农民队伍，在造反
心理上是没有得着充分鼓舞的。这群人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逃亡回家的想头，也不曾充分警
觉到造反失败后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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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即公历十二月八日），这支造反队伍进到离浏阳县城很近的地方，
就遭遇到少数洋枪队的抵抗。原来城内官方得到消息后，在十分恐慌之中从事戒备，紧闭城
门；并派出几十个人的队伍，携带仅有二十六支步枪，出城作无可奈何的堵截。可是这支造
反队伍却在洋枪队隔河稀稀疏疏的射击之下，密集在大路两旁乱作一团而动摇起来了，只支
持了不久的时间，队伍就因失去了控制开始大批逃亡。据说当时这种逃亡情景有如堤防溃塌、
大水奔流一样。头目们在队伍溃退下来之后，曾采取过整饬部队、分股活动等步骤，但大部
分党徒已经逃亡了，无法再行集合，剩下来的各小股也觉得形单势孤，士气低落。在官军进
剿的风声日益紧急的威胁之下，继续活动了几天，头目们认为大势已去，终于采取了解散队
伍、分途躲藏的步骤。事后官方曾大事宣扬说：“十万洪江会被二十六支洋枪打垮了。”
洪江会进攻浏阳之役是这幕造反剧中最主要的表演。龚春台所统率的那一支队伍是其中
的主力军。邻近萍北浏南一带的其他地区的洪江会，虽曾有过一些响应和零星的行动；但他
们听见浏阳县并没有被打下，主力军业已溃散的消息，也就看风转舵，消声匿迹，不敢再有
所活动了。广布在各地的洪江会不能同时发难，显然是这个组织一向缺乏统一领导的原故。
这样，一九○六年洪江会的造反，就和历史上若干次未成熟的“会匪”、“教匪”的起事经历
相似，宣告流产了。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
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
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
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
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一家里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
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
去陈设在木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
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
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