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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
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
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
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
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
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
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
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
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
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
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
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
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
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
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
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
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
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
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
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
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
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
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
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
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
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
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
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
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
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
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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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
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
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
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
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
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
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律迅速予以
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
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
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
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
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
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证粮，弄得老百
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
了因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
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的长布手巾，
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
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
些”这就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
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
权等等工作。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
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间的办法去
套取他的实情。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
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慰AB 团“④，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
不意的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他们原拟约集二三
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
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伕，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
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
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
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
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
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洞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
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
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
来的。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
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曾警告我们，这一股土匪很凶恶，我们这一大群人，到了这里，
便已无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们又告诉我们，这个市镇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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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取乐，市上商人，又是与土匪互通声气的。
我们听了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压抑自己的惊慌，故作镇静的对他们说：土匪
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就快要到了。待这几个行人走过以
后，我们商决只有用单刀赴会的精神，大摇大摆的走到这个市镇上去再说。于是，我们将自
己的队伍编制成为一支打前站的部队，由我任指挥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我们循着
一条小路，进入了市镇，并在街头上的一间豆腐店，宿营下来。扮演卫士的小小个子的郭亮，
演得最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声势显得特别响亮。他告诉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
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
引起误会。这位店老板和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土匪虽向我们警戒，但未引起任何
冲突。
我们在这间豆腐店内，不管外间的情况，在那儿大吃大喝一阵，以饱饥肠，吃饱以后，
由我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板和他临时邀来帮忙的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似是由
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向他们问话，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
部的消息？”他们说：“听说过。”于是我向他们宣称：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
这里的山大王，没有甚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
军可以加委他一个名义。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
支队小司令。他可以将我们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这里来和我们会面，
那就说不定了。我们这样交涉完，也就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一个向导，领我们翻山越岭，
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原来就是我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位向导在途中
曾向我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我们大军为难，我们沿途如有掉队人员，
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司令，还要找贺总指挥。这样，我们就走
出了这个土匪窝，在那小镇上雇到两条船，向上杭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我们的
船因为有当地的船伕驾驶，显得履险如夷。我们看见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
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