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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
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
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
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
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
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
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
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
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
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
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
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
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
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
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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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
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
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
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
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
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
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
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
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
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
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
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
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
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
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
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
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
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
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
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
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
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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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
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
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
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
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
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
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
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
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
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
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
则权充我的弟弟，系一间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我来上海医病，并顺便做做买卖。我们这样
商定后，李维汉从旁欣赏着说：“像得很。”
我们搬进了这所中共中央的“高级招待所”，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在楼下，
我们住在二楼。这层楼有六个房间，相当宽敞。各房间内，都早经布置了一些租来的家具。
我们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如果有同
志来往，也要谈上一些有关我的病状，似乎都是一些来看病的亲友。弄得房东都在那里推测
楼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罢！李立三却是好动的人，在家里耽不住，不管风声怎么紧，
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阵。有时，一个人去看电影，倒也很像一位忙于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闲居在那里，似是等待处罚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要听取我们关于南昌暴动经过的
报告，由于我们的要求，那些委员才对从流沙逃出来的同志的安排问题，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发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①。我们对于这个文件，读了又读，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读了这个文件，才明白为甚么在汕头的时候，张太雷要我们离开部
队到上海来，和不要谭平山再当委员长；原来我们都被判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
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进而指出：这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文章，看来不免有许多武断
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这个文件中说，我们
违反了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不知道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应当找来看看。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虽未明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确是中共进入苏维埃运动
时期的先声；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在马日事变以后，仍然为了维持这一联合战线，一
味让步。共产国际也为了避免这个联合战线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动的指示。这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