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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
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
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
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
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
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
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
“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
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
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
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
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
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
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
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
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
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
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
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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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
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
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
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
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
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
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
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
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
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
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
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
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
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
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
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
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
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
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
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
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
则因滥竿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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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
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
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
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
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
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
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
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
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
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
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
受到严刑拷问，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贵品格，没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壮烈的与世长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发动的广州暴动，使苏维埃旗帜在一个大城市中第一
次出现；也是瞿秋白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瞿秋白等兴高采
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了。我则向他们建议，这支暴动队伍很难在广州立足，应迅速开往
海陆丰一带农运有过优良基础的区域去。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建议，竟被视为故意浇冷水，是
十足的“逃跑主义者”。李立三同样抱较乐观的见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广州暴动的紧急关头，
他愿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担负一项实际工作。三天之后，广州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区委书
记张太雷阵亡的噩耗接踵传来，李立三便奉派赶往主持广东区的工作。从此，这位小弟弟，
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风，而青出于蓝的酿成后来有名的“立三路线”。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过的房间内。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同住者，触目
伤感。她本是活泼美丽的少妇，那时一变而成为蓬首垢面的泪人儿了。她在旅途中，强抑哀
思，谈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们这里，满腔的悲痛，便尽情的倾泄出来。我曾劝
慰她：悲伤是无补于事的。张太雷还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广州暴动的英雄。也许我们不久也
要死，死的情形或许还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亲身参加这次暴动，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详细向我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现在
我概括的追记于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广州市内的枪声响了。暴动的基干队伍，是原第四军的教
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这一团里面，暗藏着的中共党员很多。他们首先制服了这一团里面
的反动军官；再开始袭击第四军的炮兵团、警卫团和城内各机关；分别予以缴械和占领。但
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的并不多。因此，这支约立千人的暴动队伍，摆在诺大的广州市内，实
在感觉到力量薄弱。广州的河南，依然为李福林部据守，连第四军在广州的一个留守处，都
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会
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产党员和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