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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
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
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
（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
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
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
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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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
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
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
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
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
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
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
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
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
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
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
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
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
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
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
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
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
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
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
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
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
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
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
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
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
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
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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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
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
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
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
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
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
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
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
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
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
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
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
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
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
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
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
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
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所以我只
有去找陈先生商谈应否接受邀请的问题。陈先生主张我们四个人应前往参加，他自己则不愿
出席。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我们如果不去出席，只提
出书面意见或表示不合作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我和项英曾先后劝陈先生一同应邀前往，我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
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
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
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
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
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我便经由邓中夏通知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并由邓中夏为我办妥所有旅行的手续。
邓中夏这个热心的老友，对我的接受邀请，深感欣奋；对陈先生的拒绝，则耿耿于怀。他曾
要求我再去力劝陈先生，可惜我终无力改变陈先生的决心。而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也再没
有邀请陈先生游俄了。
我在上海八个月的地下生涯，至此告一结束，而再度驰赴遥远的赤都—莫斯科。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胡华主编，第一九一
页至第二二三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九版。
②“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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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同上。
④同上。
⑤这次扩大会议的政治纲纪整饬案是这样的：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政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
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
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
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
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