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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
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扑、
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国民党时代，
又有为国民党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
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
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
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
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国民党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
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所保送的，其中多数是纯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
子。那时，这些纯国民党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
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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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山大学而外，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等与列宁格勒的军政大
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二十余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冯玉祥曾送过三百多名下级军官
来俄，就是就读于这些学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这些军校。又列宁学院也有
十几个中共学生，分别编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则任副校长，隐然以斯大
林派自居，牵制拉狄克的活动。拉狄克曾将中山大学当作一个据点，与斯大林派展开争论。
他的理论是：中国在历史上虽与欧洲各国一样，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农
民有时得着政治上的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使它的历史发展，有其异于欧洲史的特点；尤
其是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的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的
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历史上的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从此出发，他反对斯
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封建之说。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
始就应反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这种理论，显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汉时期主张
中共建立苏维埃的根据。斯大林曾亲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和反封
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②。这两种主
张，成为中山大学的主要争论。
由于托洛斯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洛斯基派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拉狄克被免职；
米夫于一九二七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米夫
这位约三十多岁的俄共党员，在俄共党内，并非斯大林的嫡系干部，学识经验，都很平庸；
但他却是一位颇有野心而长于斯大林策略之术的人物。他黄缘时会，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
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到中共举行六次大会时，他似是共产国际唯一
的中国问题权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国问题，也是由于他的前辈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去了之故。威金
斯基自中国回国以后曾受到指责，俄共中央改派他担任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再也不谈中国问
题了。鲍罗庭回国后，斯大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尔什维克会报告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
报告，被米夫等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他那时闲居在莫斯科，意志非常消沉。罗明那滋和鲁易
门，虽然仍是共产国际的要角，因在中国的胡闹行为而受到批评，至少表面上不敢过问中国
的事。至于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他们离开中国后，都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在莫斯科，
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米夫主持这个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学，酿成了不少的风波。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
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
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
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
据向忠发看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时，中山大学曾
发生清除国民党分子的斗争。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又发生反陈独秀派的斗争。这些国民
党分子和陈独秀派，都曾与托派相结合。拉狄克的理论，成为他们的靠山。另外还有许多学
生，不满意米夫和学校支部局的领导，经常在那里妨碍学校工作的进行。江浙同乡会，就是
这些反党分子的结合。其所以命名为江浙同乡会，是因为这些分子多半是江苏与浙江人，曾
系上海学生领袖的顾谷宜是这个小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蒋经国也是领导分子之一。那些领导
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块，到莫斯科贫民区的一个小中国餐馆内，大吃一顿。表面看来，似
是这些公子哥儿，为了要吃中国菜饭，荷包里有几个钱，就纵情享乐一番，实际上，他们却
在那里进行反党阴谋，和华侨以及中国使馆有关系者勾结。
我们曾将这件事交由周恩来处理。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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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因此，这个小组织的案子，就不了了之。同时，“中大”著名的反米夫分子也先后转送
到其他的学校去了。如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早已转送到列宁学院去；朱务善、左权、
蒋经国等，则转送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去了。虽然如此，中大内反米夫的活动仍是继续不
已。
中大学生不断批评学校当局领导的不当。的确，这间年轻的学校，一切因陋就简。米夫
这班人，又缺乏办大学的经验。他们指责米夫不能改善学校状况，只知压抑自我批评，动辄
给批评者戴上一顶帽子，不说他们反党，便说他们是国民党分子等等。这些不满米夫的分子，
往往向共产国际及俄共监察委员会控告米夫。多数同学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
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中大所发生的事情，迅即成为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一项主要争执。共产国际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除我和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外，邓中夏、余飞代表中国工会为驻赤色
职工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我们这五个人，合组为一个中
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对于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满。在米夫看来，
中大内部的事，应完全由任校长的他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团不应干涉。而中共代表团看来，。
中山大学学校当局，只应负教育方面的责任，关于学生的思想能力方面的甄别，和那些学生
应派回国担任何项工作等事项，则应由代表团考查处理。
中大是由多头管理的。从教育的体制方面说来，它属于苏联政府教育部所管辖。从党的
系统上说来，中大党员支部局，则属于俄共莫斯科市党委会下的一个区委所管辖。又因它是
为中共所办的大学，所以又要受共产国际中国部的指导。同时，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而不是
俄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要去过问中大的事，共产国际与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绝。
我和瞿秋白、王若飞都不愿多过问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涡。邓
中夏与余飞两人却经常到中大去，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邓中夏与余飞曾与中大当局发生
过许多次的争执。主要的争执之点，是关于学生的甄别问题。如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
等，领导过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邓中夏余飞看来，他们都是好同志，而
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们是反党分子。在学校的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在邓中夏
余飞看来，是破坏中共领导威信的不应有的举动，而学校当局则认为这是正当的自我批评。
学生们也往往将我们代表团不满学校当局的话传播出去，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事都
使米夫大伤脑筋。
九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似曾听到一些消息，和我谈到关于中共和中大的一
般问题。我向他表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
为负责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预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
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他听了我的话问道：你以为
甚么人来担任中国部的职责最好？我答：我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约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向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建议。他事先没有和我谈及，也不知道
我已和枯西宁交换过意见。枯西宁问他谁可继任中国部长，瞿秋白推举鲍罗庭。这些事后来
都给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讥笑瞿秋白与鲍罗庭的关系，认为他推荐鲍罗庭，根本违反
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
米夫等虽对我不快意，但也觉得我在中国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
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请我
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
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我没有机会详问学生们的情况，只是
鼓励他们安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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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时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学生，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而且安排在一间陆军
医院中实习。这个班，几乎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她们都不愿继续学习，请求回国工作。
当我到达这个训练班和她们四十几个学生举行会谈时，她们纷纷向我诉苦，大意是：没有教
材，没有教员，也没有翻译，根本不能学习，每天只是和女工一样，做些替病人洗伤口、倒
痰盂等工作。我知道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于国民党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国内过惯了养尊
处优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