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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视，东方部和西欧局是共产国际两个重要的组织，它们分别主持所属各
支部的政策拟订工作。然后再由共产国际主席团或秘书处核定。
当时的东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势力控制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张的人已经没有了。任部
长的芬兰人枯西宁是共产国际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曾拥护过布哈林的主张，当时正忙于洗刷
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宁主要顾问的沙华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亲信，
曾任东方部长，他之所以再度成为东方部的红人，似是斯大林认为在反布哈林的右倾中，这
个被处罚过的左倾反对派，还有利用的价值。还有一位顾问是匈牙利籍的理论家马加尔，曾
著过《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共产方式的说法。与官方在这方面的理
论，颇有出入。他们多不愿卷入纷争里面去。至于任东方部之下的中国部部长的米夫，则谨
守着斯大林的立场，不敢有所主张，我们曾目之为“官僚”。其实，在独裁制度之下，个人虽
具天才，也是无由表现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获选为共产国
际主席团的委员，兼秘书处的秘书，我则被选为候补委员及候补秘书。我们都可以经常参加
东方部的会议。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更非我们到场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东方部提出了有关中共问题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是说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即将到来，因此，中共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共要和共产国际的其他
支部一样，着重于反右倾的主要危险。
我觉得我应该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要让盲动主义再抬头，因而也提出了
与瞿秋白针锋相对的意见书，我说明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更因中共所受
到的惨重损失，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反被推迟了，应遵照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积极争取群
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活。
此外，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也写了反对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他
除表示中共应继续克服盲动主义的倾向外，进而指出那些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不了解
反对富农的重要，反而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王若飞这种见解，显然比我更进一步，
企图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一股脑儿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伤脑筋。
我们为了这些不同的意见，反复辩难，相持不下。瞿秋白诬指我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
到来，遥遥无时，正是右倾的思想。我则平心静气的答以我是维护六次大会的决议，不要毫
无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谓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主张，究竟有何根据，似应首先予以证
明。
这个争论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都曾不断的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
作具体的解决。东方部的要人们都或多或少的表示并无充分理由来修改六次大会的决定，但
又不愿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张，当瞿秋白喋喋不休的发表反右倾的高论的时候，枯西宁曾讥
讽的说：“我看中国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时有左右两个倾向。”我当时即觉得这句话也许适用于
中国同志。一般说来，东方部的要人们不愿在左倾与右倾这个问题上纠缠，大多就南京政权
占有北京后的前途①、亚洲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以及富农等问题，作理论的阐
明与研究。
在东方部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枯西宁曾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
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
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
的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将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的全部记录，统交这个三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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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会处理。枯西宁这种作法显然是放弃了东方部的职责，推给斯大林去直接处理，也许是他另
有苦衷。从此，东方部的会议，也不经常举行，对东方各支部的指导改采个别处理的方式，
这似是对讨论中国问题引起了麻烦，而加以改变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约我和瞿秋白去
会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与斯大林直接商谈中国问题。那天晚上九时，在他那间陈设很简单
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的抽烟斗。开
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那老于世故的态度。
接着斯大林问我们：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
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原来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后，来到莫斯科，正遇着中山大学在进行反国
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这个学校的学生大会。有些大学生的发言曾批评过孙中山先生的主
张和作法，为她所不满，并曾公开表示抗议，因此，斯大林才提出这一问题。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会的。”接着说明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确是热
烈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人，她对过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曾表示过信守不渝；
对南京那些军阀政客，公开背叛孙先生的理想和主张，更是厌恶②。虽然她在莫斯科曾有过
不满我们的表示，但不会因此跑到反共的极端上去，退一步说，她也受着中国孔夫子道德观
念的影响，不至于在街上捉拿共产党员的。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
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
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我告诉他：“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他陈独秀在
中共六次大会以前，还希望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改善关系，他之没有来莫斯科出席大会，
也并非是表示决绝。不过，最近他的反应如何，我则不得而知。他从前确有能力办一张像样
的报，但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
敢于支持他办报。在我们看来，他也许不再追随共产国际。但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至于他是否真有
另树一帜的打算，也还是一个疑问。我和斯大林的谈话，都由瞿秋白翻译，他一直没有表示
自己的意见，这时斯大林转问瞿秋白，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反对或补充的话，瞿秋白大致
表示赞成我的意见。斯大林的神情，似对我的意见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
共今后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
者的答案，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斯大林之没有否定布哈林
所说的，中共将来仍须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说法，和没有指示中共加强反右倾，其原因
或许即在于此。
瞿秋白把话题转移过来，逸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
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谁知斯大林却淡淡的回答说：我认为中共第六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够了，现在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瞿秋白
反右倾的调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于是，斯大林转而表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应首先学习马列主义，他眉飞色舞的叙述
他少年时的故事，瞿秋白在那里听得出神，顾不得翻译给我听。斯大林大体说到他少年时，
在穷乡僻壤中，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才得到马克思《资本论》
的第一册，他如何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偷读这本“圣经”。后来又如何千方百计找到《资本
论》的第二三两册，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几年的工作，熟读这些书籍，
才真正的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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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
间想像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
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就可能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陈独
秀这样的老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
卑。
几天之后，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指示，
其内容说明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份估计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因而要中共
中央继续执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各点。东方部又依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共苏维
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了单独的决议和指示。如经济问题，反对当时苏
维埃区域强迫订定物价的办法，主张随市场价格的变动，予以适当的调节，对俘虏要采取优
待办法，对土匪要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的共同作品，对于后
来中共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虽仍能持较稳重的态度，但对俄国问题则一意孤行。他在一国建设社
会主义的理想之下，锐意发展重工业，不顾一切条件的限制，企图在短期内使苏俄由一个贫
穷而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他那时正由反托洛斯基主义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
动中，形成个人独裁的无上权威，他的粗暴的蛮干作风，也风行于各国共产党。
就俄国问题上看来，斯大林较之托洛斯基，不仅他是俄共的正统，而且他的主张也是当
时所需要的，并得着较广泛的支持。他的胜利是在反托派的斗争中奠定起来的，从此俄共中
央权力大为加强，斯大林也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维夫被开除
党籍，托派秘密小组织被宣布为党外的反革命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的托洛斯基，又被驱逐出国，在反托派斗争的过程中，俄共内部就养成了压迫反对者的狂热，
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时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真理并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面，当时，布哈林等似从未获得
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见解，即就俄共中央所发布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