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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人措词的习惯，认为瞿秋白是在助封为虐，尤为可恶。周恩来也没有反对李立三主
张，因而被共产国际很诧异的视为调和派。甚至有人说，看来整个中国支部造反了。
其实，李立三的谬论，是不足为怪的。当时斯大林的蛮干歪风，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
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要求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他，如今他
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于逻辑的发展。但共产国际似乎没有从这个活生
生的事件中，获得应有的教训，李立三虽因此倒下去了，盲动主义依旧是中共内部的主要祸
害。
李立三的异动给予陈绍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内抬头的机会。恰于此时到达中国的米夫，和
那时已经回国的陈绍禹，立即里应外合的行动起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之
下，反对李立三。陈绍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压制，早就满肚皮冤气，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
磨拳擦掌。同时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也太失人心了，国内一班老干部，早已怨声载道，这就形
成了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等留俄学生和国内一些原是支持我的老干部，合作反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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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局势。
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成了我的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
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负担这个任务，不愿回国。柏金斯基用激
将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蔡是可爱的同志，既能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又能置身于党内纠纷之外，但与张国蠢同志相较，负责的勇气则还有逊色。
蔡和森并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劝，而改变初衷，他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
柏金斯基曾问他：此时派张国焘同志回国，是否适宜？蔡和森坚决回答：我保证张国焘同志
必能本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完成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任务。
很久未晤面的蔡和森，突然来看我，将他与柏金斯基谈话的经过告诉我，向我说及由于
共产国际有意要他回去，他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机密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李立三即
将来莫斯科，但立三路线错误的纠正，仍须花很大的气力。现在党内大致有三派，一是李立
三、瞿秋白、周恩来等当权派，仍然或多或少的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二是陈绍禹等米夫派，
企图脱颖而出、但苦于资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人多势大，但被目为右倾，这班
人支持我，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去。
蔡和森的话，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触。我反问蔡和森拒绝回国的理由，
并说：共产国际首脑们既不让我知道要你回国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内情，他们会相信你的
建议，信任我吗？蔡和森却撇开这些问题，迳行劝告我说：共产国际要你回国去，希望你不
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感谢蔡和森的盛意，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我对于回国的可能性，不敢作过高的期望。
代理中国部长的马加尔曾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有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不需要
求助于任何中国同志。他这种傲慢态度，也许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国的们算。我在瞿秋白
走后，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唯一代表，但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我仍致力于学习，不向外
间事；我也从未为反立三的事表示过兴奋的态度，对于蔡和森所谈到的种种，也未作任何表
示。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我
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个奥笼，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
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
付出代价。
回国的代价显然是放下反共产国际的武器。共产国际所一直希望于我的，是我公开宣告
我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读者
从上文已经知道我一直避免满足这种希望，事到如今，低头认罪，究系心有未甘。无言的接
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大事件的谴责，还可说是被迫接受、现在似是自动承认那不肯应承的过失，
更不是味儿，只有回想列宁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说“遇着强盗不得不低头”的话，
来自我解嘲。我当时要弄清楚的是我公开认错之后，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么样的约束，这
是要从头到尾考虑一番的。
向共产国际表示忠诚然后回国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无从选择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
莫斯科完成我的学习计划，那将被视为是避免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托辞，而且显得有点乐不
思蜀，将被指为留恋莫斯科，失去斗志。蔡和森曾这样做，我如学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
如果只愿回国反立三路线，而不愿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那将立即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脱
离苦海再说便成为较合理的结论。
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刊，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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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又很少人来往。我当时能够设想的是苏维埃旗帜已在中国南方一些边远地区树立起来
了，其真实状况有待回国作再深一层的研究。立三路线所酿成的党内危险急待克服，一般同
志的苦难急待解救，这些对我都责无旁贷。我过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过和共产国际间的争
执，事过情迁失去现实的意义。我大体上必须在、而且能够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既定政策
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认定为了回国救党，个人受些委屈也是应当的。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的说我前两次短期观
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作无产阶级
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但总以为过失和偏差不能避免，
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累得太多，数量变
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我再也不将苏联当作我的祖国，日甚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
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
指挥所。
我于一九二八年夏来到莫斯科，苦恼虽然老是纠缠着我，但我一直以革命志士自比，强
自振奋。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机会，锻炼我自己，以便我将来返国，重振旗鼓。我日以继夜
的阅读，既要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又要对国际动态、苏联真相以及中国近况等
等多方探讨，老是觉得头绪纷繁。我的生活简单朴素，也持身严谨。我与人交往，相当谦虚
有礼，那种奋发图强的劲儿，也是不少的人可以感觉到的。
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最易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镜，我自始即注意研究。我所搜集的苏联
现状的资料，倒也别具一格。可惜事隔多年，脑海中的俄国地名、人名和确定时间都已模糊，
无法公之于世，因此，在本书中也就省略了苏联游记的描画。我认为俄国所发生过的种种，
都有俄国的历史根源，富于俄国色彩。列宁主义很像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斯大林虽强调
列宁主义的世界意义，但他比诸列宁，俄国气味还要浓厚些。
我自信对斯大林并无偏见，我还很原谅他，对他的作为每以善意去解释，我不以为他是
国际共产时我所佩服的能干的统治者，有时痛恨他是残忍的独裁暴君。在我看来，不能因为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制，便去宽恕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即使独裁专政，也应有开明的作
法。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思想中，宣扬王道，贬抑霸道，很有道理。作为政治家，执掌国政，
为国为民定下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那是起码的义务。如果利用独裁政制，滥用权力，不择
手段，甚至残民以逞，那就一无是处了。
斯大林坚持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反对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谈，无论从那个角度
去看都是值得赞许的。俄国那时候较为落后，以往又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吃过苦头；十月革
命后，又函须从废墟中重建一切。不论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亦非从事国内建设不可。
因此从世界革命退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避免对外战争，相信国力迅速强大乃是自卫和进取
的当务之急，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所应当作得出来的结论。
但斯大林性情粗暴，急功近利，反对布哈林王道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他过份恐惧外
力侵袭，国人反侧，抱定“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之旨，制敌机先，确保胜利。拿他自
己的话说，即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在俄共党内消灭托派和有派，反对主义运动
的领袖，包括调和派、两面派；进行大清党、大清算；他又在苏联国内，消灭富农，清算专
家军人，整肃暗害者；一切的一切，闹得天昏地暗。苏联没有因此灭亡，真是万幸之极。
斯大林缺乏国际知识，似是定论。他的那些第三时期—战争与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总危
机、社会法西斯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武断想法。在他的淫威之下，共产国际内那些老成持
重的人物，如柏金斯基、枯西宁等人，大多嚓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得势的多是小人，像
米夫之流。读者只要回味一下斯大林在中国搞苏维埃，和我说及的米夫一些低级表演，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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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斯大林的胡作胡为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思想已由不满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某些作为，发展到厌恶斯大林的整个领导。我沉默
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一切都要
我回国去碰运气。我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后，可以完全遵守我的诺言，不再在过去的问题上
批评共产国际；为了顾全大局，反对斯大林的思想也可暂不公开。但根据中国实况，来决定
我的作为，那是无论如何不受约束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郑重的问我：如果共产国际决定派我回国去，
我的反应如何？我回答：回中国战场上去与我的伙伴们一同奋斗，实属义不容辞。他欣然的
说：那很好；我们相信你是一位好战士，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
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
不是拥护共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