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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舱内住了一些南京政府的官员，要我去看看他们。这些，都被我一一应付过去了。于是他
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
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这个日本侦探的种种表示，除令我心神不安外，还触发我不少的想像和感慨。那艘轮船
在平静的海洋上航行，我置身其间，不敢到舱面上散步，也不敢和我旁边的太太谈论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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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闷处舱内，那里说得上舒适愉快，但也不妨碍我发泄幻想的幽情。
首先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
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
了。我设想那侦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舱中，众目睽睽，不便多说罢了。日
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在他们看来，该杀的中共和那不肯就
范的蒋介石，彼此厮杀得更为热闹点，该是多有趣呀。如果中共能和李闯王一样打到对方的
首都，国民党内也爆出一个吴三桂，使“满清”得以因利乘便的入关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
那该多么好。不管时移势易，也许野心家们觉得满清可以这样做，日本皇军当然可以做得更
胜一筹。可叹那些勇于内争的中国人，对于外侮之来，觉察得未免过于迟钝。
日本人不仅在南满线上，而且在中东线上大小车站满布暗探，究竟是何居心？我在思考、
再思考。他们在这国际通道上的露骨活动，两年半前还不敢公开，现在为何明目张胆，不再
掩饰日本攫取东北的野心？果然，九个月后，东北的河山突然变色了。我躺在统舱内的铺位
上想起布哈林果有先见之明。我旅居莫斯科时，加拉罕和鲍罗庭都向我谈论过日本侵占满蒙
灭亡中国的野心。我又连想到从斯大林到米夫，似都没有重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猜测他
们不会毫无所知，如果不是有意做作，便是不敢触怒日本，或者另有打算，让远东的火山爆
发后再看风驶舵。
“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这句话老在脑海中打转转。我那时才确切的认识到，在
莫斯科住了两年半，对中国近况竟然隔绝得这么厉害，简直成了半聋半瞎，一切都有点惘惘
然。我有点后悔为甚么要直奔上海，为何不在哈尔滨多住几天，看看风色，再定行止，绕道
往上海，是有多种方法的。在上海上岸时会遇到甚么风险？总想不出头绪来，只有返回现实
来设想。我确认南京的断头台是在等候着我，脱离了莫斯科的樊笼，步入危机四伏的“自由
天地”，万一有一着之差，就是性命交关的事。我得聚精会神的观察四周的一切，要辨别是否
有人识破我们的行藏，要留心旅客们对上海的谈论，以期增加了解，并注意伪装以掩人耳目。
我必须竭尽心力，作死里逃生的设想。
真是运气，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
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间旅馆内开会被捕的，而我们又适于此时住进那里，真是无
巧不成书。幸好我的太太在我们住进这间旅馆以后的一个钟头，就在马路上遇着了沈泽民，
使我们很快的与中共中央联络上，并获知了何孟雄等被捕的不幸消息。我们立即离开旅馆，
搬到中央组织部暂住。在那里我会见了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赵云（即康生）和秘书陈铁铮（现
名孔原）等人。
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的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
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
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
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
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
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
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会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
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这在显示，受尽折磨的中共似乎已频于灭亡的边缘。
我一到上海就遇着这次重大变故，不禁叫苦连天。我悔恨来迟了。假如我能早到两个星
期，那些不幸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何孟雄等都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公开支持我的，如果我
在四中全会上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抑制一下米夫、陈绍禹等的胡闹，他们何至冒险，另行
秘密集会？现在事已至此，只有赶快了解情况，速谋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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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又会见了周恩来，他熟悉全盘情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
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指出四中全会的政治决
议①是不错的，即何孟雄等对之亦无异议；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
的错误，他这一自白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
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
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
密而遭暗害。周恩来说话素来是四平八稳的，只说明事态的要点，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
他那次也是这样，对何孟雄、罗章龙、米夫、陈绍禹等人都不加褒贬，对此严重局势，也保
持平静。但他也忍不住要求我向各方解释误会。
周恩来还告诉我，四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
是一位波兰同志。他要安排一个时间，约我和那位波兰同志会面。周恩来并未向我说明米夫
和陈绍禹为甚么匆匆的赶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们是将四中全会的结果，尽先去获致克里姆
林宫主人的认可。也许米夫这个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真想
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他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中共中央内，他的亲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周恩来同去看那位波兰同志—这个人我就只见过一次，名字也已忘记
了。他说明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后，便开始板着面孔向我说：你是何孟雄那些反党分子所拥
护的人，你是否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请明白表示。假若你不赞成，共产国际准备将你撵出
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在旁听着，似也觉得有点不象话，因此抢着说了几句为我解释的话。我
抑制住我的愤怒，故意面对着周恩来说：我回国是准备和同志们一道奋斗的，并不是来闹纠
纷的，共产国际也表示过对我信任。
那个冒失的波兰青年不看风色，又喋喋不休的说了一些反右派的话，他竟主张用暗杀手
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党分子是自投罗网。他认
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党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
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周恩来对此不置可否，但曾说到：现在党内意见纷歧，需要分别疏通，
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张国燕同志回国了，我们正好在这方面一致努力。那位波
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我对那波兰人的印象十分恶劣，我叹惜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他不过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手腕，残害反对者。他们将
莫斯科的斗争作风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组织里来，这是会毁灭中共的。我想到共产国际对
我没有诚意，我不相信那位波兰人对我的态度是自作主张的表现；大概共产国际在玩弄两面
手法：当面对我表示信任送我归国，然后又给他的代表以另一种秘密指示。也许立三路线没
有纠正以前，它有求于我，四中全会后，便又觉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个蠢才代表，不过
对那个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诵出来罢了。
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讨厌共产国际，叹息它变质到了无可救药
的地步。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
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
不等我回国，就召开中共第四次全会，用独裁手段将陈绍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
去，粗暴打击何孟雄等。他们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国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
大吉。这一切的表现，是何等的丑恶。
我详加分析，便觉米夫等这些罪行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独裁专政的必然后果。共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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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
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鹰犬，来现实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象米夫那
样的小丑，任意胡作非为。那不信任我的共产国际和米夫这样的对头，他们决不会放过我这
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将会荆棘丛生。我觉得即使极度忍让，也将难逃厄运。我
在莫斯科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我也曾决意谨守诺言。但现在共产国际，对
我这样背信弃义，我如果反抗，也是义正词严的。
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
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
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
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我最痛恨斯大林对待自己的同志采取残暴的手段，我向来是
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战友采取友爱和宽容的态度。因此，我一向不将陈绍禹与米夫等量
齐观。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
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