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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农村土地革命，有甚么号召作用。散布在湘鄂赣粤桂闽浙豫陕川等省边远地区的游击队
和游击区域，都在为增加枪杆子而努力，东游西荡，等而下之，更说不上有甚么较稳定的游
击根据地了。
从这些游击区来的文件，都是大声疾呼要求中共中央给予各种人力物力的支援。其中大
多是要求医药器材，无线电等通信器材，兵工器材等，甚至要求望远镜、指南针、手表等类
东西。所要求的人员也是以具有专门知识的为多。李立三似没有根据各地呼声要求过共产国
际接济，反将各游击队秘密运送到上海的金银，留作中共中央之用，一时成为李立三的主要
财源。米夫似也没有接济过游击队，老是强调应由游击队自身设法解决。
上面所述，仅为一些大概情形，已可从中知道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是何等的不易了。换一
句话说，这要靠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如果中共有实力巩固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就不难获
致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甚至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
的根据地，并经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这是中共的主要任
务。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了解和解释，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酿成后来许多纠纷。
米夫和他的门徒似乎相信他们手中的鞭子能产生中国苏维埃政权。他们一直在制订土地
革命方针及分配土地的细则，以为这里面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此外，还制订一些苏维埃
政策，颁发下去。他们以为只要运用他们手中的鞭子，反右倾，反左倾，驱策着整个中共队
伍往前直奔，中国苏维埃就成功了。这种狂妄想法确实与李立三的荒谬不相上下。
当时中共一般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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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须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何况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口号，比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句口号
也较切合实际，而事实上亦非如此做不可。首先中共的本钱只剩下这些苏区和红军，如果不
为它们提出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致为此努力，那就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我认为一切
决议不可视作死板教条，应根据实况，具有伸缩性来予以执行。
当年三月初，我看到一份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泽东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指责毛泽东一
贯违反中央指示，一意孤行，走到了反党反革命的境地。内容是陈述赣西南中共区委和少共
区委以及不少的将领，大多拥护中央的领导（即立三路线），而毛泽东却不敢和敌人战斗，不
遵守中央进攻南昌的命令，带着部队逃跑，显然是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三〇年冬，毛泽东不
仅不改正错误，反利用肃清AB 团的名义，杀害了大批同志，因此，赣西南少共区委要求中
共对毛严予处分。
少共中央书记秦邦宪被邀参加中央常会，报告这件事的经过。他说明：一、据赣南少共
区委来人的口头报告，与文件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有些补充；二、这个来人系赣西南少共区
委委员，曾来过上海数次，少共中央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位同志可以信赖，这次他还带了几十
两金子和其他文件来；三、据来人解释、中共赣西南区委对于控告毛泽东这个文件是同意的，
至于没有共同具名：是惧怕毛泽东知道了，会将他们当作AB 团清算掉。秦邦宪根据这些情
况，认为这个文件和来人的口头叙述大体都是真实的。
秦邦宪接着陈述：赣西南中共和少共同志以及军队中一部份同志，早与毛泽东有许多意
见上的分歧。在反毛斗争中，他们曾提出“拥护朱德，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但朱德在毛泽
东挟持之下，表示支持毛；彭德怀则是不满毛的，在他的第三军内，不满毛的干部也占多数。
赣西南少共区委认为，可能有少数AB 团分子，混进了我们内部，这些人在反毛斗争中也可
能兴风作浪。因为他们发现了AB 团的破坏活动，毛泽东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大批不满他的
同志也当作AB 团逮捕起来，任意刑讯杀戮，在富田一个地方，便杀害了以百计的同志。参
谋长陈毅在富田事件中，简直成了刽子手，这便形成了江西苏区最严重的危机。
秦邦宪认为毛泽东确实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指出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指示，可能是对
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倾；他只知道保全实力，利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但他
忽视了进攻敌人，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性。再则毛泽东也不了解反右倾主要危险的重要，
而且江西苏区在土地问题和富农问题上，都发生过右倾的偏差；在富田事件中，毛泽东可能
有意无意的将反对他的同志清算掉，这更是不可宽恕的。
中常会听取了秦邦宪的报告之后，觉得事态严重，不能立即作出决定，乃要求秦邦宪先
行通知赣西南少共区委来人，暂时严守秘密，听候中常会处理。我忙着搜集有关这件事的材
料，认为秦邦宪指斥毛泽东为右派一点，并无充分证据。我觉得以前何孟雄等曾被加上莫须
有的罪名，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并不是失去斗志的人，只是认为在反立三路线的紧急关头，
不应该强调反右倾，因而被视为右派；现在决不应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将苏区的
老干部毛泽东等当作右派来整肃掉，这样做会使苏维埃和红军受严重的损失。
在中常会再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指出：江西红军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这件事，
就证明那里并没有甚么严重的危机。毛泽东以前不遵照李立三的指示行事，大体都是对的，
他根据实况来指导军事行动，注重游击战术和政治纪律，这也都是切要之图。注重扩充军事
实力，不勉强去巩固一个根据地，也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同志们，都是艰苦奋
斗的，不能视之为右倾，即使有些右倾的见解，也不过是观念上的错误而已。在肃反问题上，
毛泽东似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去区分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胁从者来办理，甚至将不是反
革命的人，也当作反革命清算掉了，这是要予以纠正的。
中常会讨论的结果，决定：一、赣西南少共区委的报告表现了一些青年急躁的情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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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信赖，因而也不能判定毛泽东是右倾。二、将中央关于肃反的决定，附加说明，迅即
送往江西苏区，作为纠正毛泽东等在肃反中所犯错误的根据，并催促毛泽东报告富田事件的
真相。三、中央鉴于江西苏区已发生严重情况，应从速采取具体步骤，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
导。
如何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乃成了迫切的问题。我在回国以前，中央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曾派了一些重要干部到各苏区去，如项英刘伯承等之派往江西苏区，任弼时夏曦等被派
往湘鄂西和湘赣边境等苏区。现在如果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就应将早已拟议的中央迁往苏区
的案子付之实施。这件事共产国际旋即同意。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
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
前者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等主持。中央迁往江
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重要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
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各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
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
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对江西鄂豫皖两区，可以发挥掩护
的作用，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具有雄图的尝试，虽然实现的条件尚属缺乏，但事势发展又非这样不
行，因此，我们只有竭力以赴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实力既大部移往苏区，对广大白区
的工作，自然更为削弱。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是没有精确统计的，估计约在十万左右，百
分之九十七以上，系在各个苏区和红军中，大多为农民出身者。这个事实也使我们对苏区工
作寄予莫大的期望。周恩来是极端主张将力量集中到苏区去的，他经历这么多变故，深知中
共在白区很难立足，势将继续被国民党破获摧毁。他决意将中共大部份干部调往苏区，他估
计从白区可以调到苏区的干部，约有四百人。他准备将其中百分之四十调往江西苏区，其余
两个百分之三十分别调往鄂豫皖和其他各个苏区。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
任的曾钟圣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
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
在，我为之向往。
我摒当一切，准备起程，担负我的新任务。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远东局（即共产国际
派驻上海人员所组成的机构）对这件事很注意。那个我所讨厌的波兰人，为此曾要求和我面
谈，但我托词拒绝了。另外一位德国籍军事代表，我倒极愿和他谈谈，请教一些有关军事方
面的问题。
那位德国军人虽只和我见过一面，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第一次大战中，任过中级军
官，手上带有伤痕，是他的光荣纪录。他年逾五十，具有冷静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他奉命
到江西苏区去，后来几次改装牧师前往，均为国民党军队所阻，未能到达目的地。共产国际
乃不得不改派一位较年轻的德国军人李特去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那位李特似远不如他老
练，与毛泽东等发生过不少磨擦。我想如果是那位较老的德国人去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他那次和我会面，表现很诚挚谦和，他要求我不要信赖翻成中文的军事书籍，一切要凭
自己的判断去处理。他特别指出一个独当一面的指挥者，要预先想到如果打败了应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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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游击战争中，是会经常遇到的，我觉得我的同志多富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往往易于忽略
可能受到的挫折。他的这种议论，实在切中时弊。我也觉得他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