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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
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
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
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
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
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
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
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
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
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
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
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
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
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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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
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
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
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
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
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
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
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
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熏陶，也很
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绝不要轻易牺
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
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
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
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
军事会议，俾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党的大会
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
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① 乃逃避战火的俗称。
② 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
雄的缘故。
③ 即将打土豪所获的的财物，没入私囊。
第五章 新集的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
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 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
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
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
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
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
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
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为之一新。当
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
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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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
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
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
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
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
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
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
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
一再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
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
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
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
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①，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
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
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
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
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
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
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
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
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
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
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
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
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
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
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
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
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
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
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
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
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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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
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
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
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
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有的人有检讨说，无论红军官兵或苏维埃人员都有过破坏纪律
的行为，寨子里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动派的造谣，而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