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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心动摇的情况下，我们动员当地人民支援红军的工作就更感困难，在这个高山峻岭
的区域作战，粮食往往要从相距百里的山路远处运到前线去，伤病兵又要从前线百里山路运
回后方来。因此，我们经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运输队——经常的和临时的共约五千人，来担负
这个艰巨的任务。运输队既如此庞大，本身困难也是不胜枚举。即以疾病一项而论，有时就
使我们感觉穷于应付。
总之，为了动员运输伕，使他们能够轮班休息，供应他们的给养，医治他们的病痛等等，
已使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忙的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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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敌军步步紧逼，我军节节后退，战争是长期性的。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间，我军又撤出通
江县成，向苦草坝退却。这时敌军估计我们将从两河口的来路退往汉中，于是田松尧的前线
总指挥孙震，集中他的主力，由南江的板桥口向两河口挺进，企图进攻我军的左翼，截断我
们的后路。刘存厚的廖震师，也由万源县的竹峪关出动，与孙震部形成一个箝形攻势，威胁
两河口右侧。可是，敌人的估计完全错了，他们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半年来战争损失最大
的其实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没有料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手法。
表面上看来，我军是在退却，但实际上，我军驻地愈缩小，便愈能集结更多的兵力来反
攻。我军首先以一部打击右翼的廖震师，敌军立即败退到万源县境内去了。接着，我们集中
全力从两河口抄袭孙震部的左背。攻击的那一天，我军分别由巴山茂林密竹的小路突然冲出，
首先是占领孙部左背上的高地，控制着孙部后部的总口，敌军在我军机关枪扫射之下，全部
乱窜，溃不成军。
我们乘势攻击，不到几天，尽复通南巴失地，并扩展了一大片苏区。南江方面我们追击
到广元附近，巴中一路我军追到了阆中境。我们沿广元至阆中组成一条防御线与敌人隔嘉陵
江相持。田松尧部在半年的战役中，损失了他们实力的大部份。我军前后虽只俘获人枪三千
左右，但田部的损失约为这个数字的五倍（士兵以伤亡疾病居多数，枪枝大多抛弃于山崖深
谷中）。至于我军损失，则约为田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立即获得补充，实力较前更强。
这一次胜利，使四川军阀大为震动。他们感觉此后要想对付红军，必循集合全川的力量，
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孙震，对于自己失败的原因，表示大惑不解。其实，在这样险要地区作
战是不能使用大兵团的，孙震将约三十各团的兵力集结到一个崇山峻岭的狭小地区，已是兵
家大忌，何况他所指挥的部队战斗力极弱，我军数量虽少，却极精锐，胜败之数，自然不是
偶然的。
军事的胜利，奠定了这个苏区发展的基础。四周的敌人暂时已不敢向我们进攻，遂成短
时休战的状态。当地人民也为这次胜利而鼓舞，兴高采烈地积极活跃起来。我们迅即在占领
区域内，到处组织苏维埃，并准备召集一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川北苏区的苏维埃政
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这是省级的苏维埃）。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典章法制，只有根据当地
情形，参照鄂豫皖区的经验，进行一切。为了争取时间，遇事都是迅速进行，工作自欠精细，
我们很迅速的组成中共省委机构，开始在各地征求党员，并成立分支机构。在这里原没有中
央分局的组织，由我个人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
作。党政军事物，纷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
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
是全省的偏僻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过
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更是人们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
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
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
记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个“很能干”的军阀王陵基，受任为剿共军第五路总指挥，
率刘湘部向我军进攻，曾发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内容大意说：“三民主义主张节
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共产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显然是共产共妻的邪说。这样
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割裂为二，张冠李戴，简直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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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川这种闭塞的情形，对四川的中共组织也有影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在我们
打垮了田颂尧之后，由成都潜行来到通江，一时成为我们大家欢迎的对象。他到处发表演说，
着重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较田部实力为强的其他四川军阀，正计划动员所有力量围
攻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应战。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四川省委组织单弱，党员人数很少，
工作还未展开，他并不知道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详情和中共中央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因为他与
中共中央之间，早已失去联系。他虽立即成为川北苏区省委的常委，是一个参与决策的要角，
然而，这个新血，并没有能将四川省外的新变化，带到这个偏僻地方来。
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川北苏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八月下旬在通江开幕。
到会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乡村选举出来的农民，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
席的身份，向大会致词。为了使代表们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另行分组讲解和讨论，
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用极浅显的词句，讲解有关苏维埃这类名词的内容及我们所推行的政策
的大要。这些代表们的知识水准很低，要使他们懂得大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很费力的事情。
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什么回事。他
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
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这一点。前者还知道有苏兆征这样的
人物，因此会联想到苏维埃与苏兆征有关；而后者除了知道四川几个军阀的名字以外，对于
苏维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四川军队迥然不同的
红四方面军，而这支军队竟又会到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外省军队到了四川总是胡作
非为的，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能一反外省军队所为，专为穷人打抱不平。他们不理解共产党
和苏维埃这样抽象的名词，总希望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用他们脑中的神权命运观念来
牵强解释一番，这样，就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对我就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联想到
民国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坝地方，曾有一位姓张的青年农民，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
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那位张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坝附近的人，认为现在的“张
国焘”，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坝暴动领袖张某，他们说两者之间身材年龄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坝的张某流亡在外，经过神仙指点，现在脱胎换骨回来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苦草坝的张
某，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会来到通南巴，视通南巴如家园，爱护备至，足证此张某即彼张某
了。这种讹传迅即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这
类名词，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语”而已。
这个讹传曾风靡一时，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这与通南巴的风水和人
民命运大有关系，甚至那位农民暴动领袖张某的妻子，都曾来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踪了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愿助长乡下人这种愚昧观念，我和其他同志们都极力否认这是事实，积极向人民
解释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起源，说明红军是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而张国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
共产党员，并不出生于四川。经我们多方解释，人们才渐渐了解到共产党和苏维埃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原有的讹传也逐渐消沉下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当地人民的旧观念，期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我不想
多耽误读者的时间，去发掘此中的详情。简单的说来，川北苏区后来虽然也产生了一些革命
人物，但论到当地的中共组织，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团体。
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川北苏维埃政府，和鄂豫皖苏区政府一样，这个新政
府进行着同样性质的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有异于鄂豫皖区，表现了这里的特
点。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务，在这个区域内积极执行，一般说来，通南巴一带地广人稀，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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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鸦片之后，粮食耕种的面积增加了，但还有些山地，因为无人耕种荒废在那里。土地多于人
口，在分配上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分配的办法是：原有自耕农的土地不动；佃户耕种地主
的土地，即归佃户所有；然后截长补短，富农土地多余的或佃户耕种面积过大的，都匀出一
部给土地不足的，此外还搭配一些山地给土地不足的。我们同样发给土地使用证，但认为现
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质，将来仍可查田重分
这个区域内红军战士家属，多分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因此，他们可以用半雇用劳动或部
分雇佣劳动，来代替耕作，没有发生像鄂豫皖区代耕制度的问题。这一带山区常发生妇女招
“上门汉”①的事，甚至红军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里的妇女召去当上门汉去了。这是过
去苛捐杂税的压迫以及鸦片的毒害，加重了壮年男丁不足的现象，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为了红军家属的土地不致荒废，也只有任他采用雇用劳动的办法了。
当地穷人对绅粮们极其痛恨，报复心理十分浓厚。在各乡村的群众大会上，都充满了报
仇雪恨的事情。一个土豪劣绅往往被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的苦主控诉；甚至一个只是当过甲长
的人也难免被农民控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