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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也难免被农民控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农民分清主从，辨别轻重，不要将土豪们
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乡村农民往往发生对土豪劣绅直接行动的事，苏维埃政府则要求
群众应将这类案件，叫县政府政治保卫局或革命法庭法办。
红四方面军的政工人员不直接惩办土豪，往往还纠正一些当地人民处罚土豪的偏激行动。
拘押土豪追缴罚款的事，在这个苏区内并不常见。我军政治工作人员会同当地人民征发土豪
劣绅的粮食的时候，也没收他们所储藏的鸦片，其价值即足以供应我军。在禁烟高潮中，没
收鸦片是天经地义，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这两项工作的进行，逐渐引起地主土豪们的反抗，也使苏区的人民发生
阶级分化。地主土豪们最初也曾赞扬红军废除苛捐杂税的章程，但他们惧怕当地穷苦人民的
报复行为。他们用请客等办法，联络当地与红军有关的新兴人物，希望少作些有关他们的报
告和不要乘机报复。这些补救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才认清穷人与红军原来是一体的，乃采
取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暗中活动，造谣挑拨，离间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关系。
当地穷苦人民革命情绪虽然很热烈，但究竟缺乏组织力，特别在地方武装方面完全表现
出来。这里也和鄂豫皖区一样，组织过人数众多的人民自卫军和少数的独立连等。可是自卫
军往往不容易集合行动，独立连的战斗力也极薄弱，缺乏得力的干部是地方武装脆弱的主要
关键。一九三四年夏季，巴中南区少数地主纠合了约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占据鲜家寨，发动
反苏维埃的暴动。我们的地方武装竟无力抵抗，结果还是借助于红军的力量，才把叛军敉平。
这个区域内的经济，本可自给自足。除了食盐要取给与外埠，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大致本
地都可以生产。工业产品如兵工器材缝衣机医药等，则感十分缺乏。市场情况和商品价格，
当然随着战局而转移。当地人民普遍要求物价降低，往往任意限制市场价格，使市况趋于萧
条。
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赞成限价，而是奖励贸易，繁荣市况；只对那些高抬市价的投机商
人，予以打击，不准他们任意兴风作浪。我们在这里也建立了苏区的银行，发行货币并征收
农业税和商业税等。在各个集镇上却没有商业指导人员，往往由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委
员担任，主要任务是掌管标准的度量衡，废除商业上的许多陋规和中间剥削等等。这些设施
有相当的成效。
各项紧急工作，始终耗费了苏区政府主要的力量，除我在上面说过的动员运输队协助军
事行动外，还需与疾病作斗争。这是个疾病流行的区域，痢疾、皮肤病、感冒非常普遍，性
病、眼病、伤寒等症也会死很常见。一般人缺乏卫生常识，疾病的流行更为猖獗。川北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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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在各处设立医院。这里原是医疗人员和医药两缺的地方，人们又习于
求神问卜和依赖鸦片，我们反对这些迷信和偏见，提倡卫生和医疗。这样做的结果，中医师
成了人们尊敬的任务，各集镇中药铺的生意也随着十分兴隆了。
一九三四年秋，痢疾大肆猖獗，苏维埃政府属下的医院，简直无法收容所有的病人。川
北苏区政府的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至二千二百人。其余各县医院每院普通也在五百病人左右，
各乡区医院所收容的病人少则四五十，多者也大百人。医院里的病人，因痢疾而死亡的，以
日计的最高纪录曾达一百七十余人。在各医院服务的近两百名的中医师也因传染了痢疾，死
亡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次痢疾的侵袭蔓延约两个月之久，造成了恐怖状态。据当地老农民说，
这一带近十年来就曾发生过两次这样严重的传染病，因为没有像苏维埃政府这样照料人民的
政府，所以上次的情形还要可怕的多。
这个区域的妇女们特别活跃。他们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不仅可以做些女红军工作，有些
参加运输粮食，有些担任防御性军事工作。他们的坚强，往往不亚于男人。她们不仅是戒烟
的的急先锋，而且积极参与苏维埃各部门的工作。为了满足妇女们的要求，我们曾组织一个
妇女独立团（后来这个团还有一部分到达了延安）。这个团成立的时候，报名参加的为数极多，
经过精选的结果，这个团还是有一千多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单独的女子军。她们在救护
伤病兵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这个区域内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因为缺乏教练，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军事学校，
也没有办过长期性质的党校，我们只得由各军各团自行训练干部。省委只能举办一些短期性
质的训练班。苏维埃政府虽在各区乡都办有学校，但因师资缺乏，执教鞭的人大多还是三家
村的老学究。
一九三三年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
头绪，便移师东指，去进攻刘存厚部的防地。盘踞绥定垂二十年的帝制余孽——刘存厚，就
在这次战役中，被我们打垮了。接着又展开了我们与四川全省军阀的战争。四川军阀虽叠次
受着我们的打击，但他们有蒋介石的力量做后盾，战争纠缠不已，我们终于无法取得决定性
的胜利。
是年七月，田松尧部败退之后，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即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我们。
这些军阀之间互有矛盾，因而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刘湘为了保存实力，就不愿将直系部队，
迅速调到最前线与我军硬拼，老在与其他军阀商谈各部“齐头并进”的计划。杨森部应实力
不足，缩回营山去了。田松尧已受沉重打击，防地朝夕不保，更是垂头丧气，内部意见又极
纷纭。据说田松尧深悔当初没有接纳我们所提避免战争的建议，以致弄到如今的惨败，暂时
自然不敢和我们接触。汉中的杨虎城鉴于我们打垮田松尧的声势，暗中迳行与我们联络，协
议互不侵犯（杨虎城与中共军事方面的联络就是从一九三二年八月开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
单独对付刘存厚了。
我们不敢怠慢，决定先发制人。我们很讨厌刘存厚，因为他不特一直没有接受我们所提
互不侵犯的建议，并曾乘我们被田松尧进攻之危，出兵竹峪关。他在绥定颇有积蓄，而兵力
却是不堪一击。我们的目的是夺取刘存厚的军火，以增强我们对全川军阀作战的实力。
我们集中过半数的兵力，袭击刘存厚的防地，一经接触，刘部即闻风披靡。不几天，我
们就席卷了他防地的大部份。他所有的绥定宣汉和万源三个县城也先后被我军占领。刘存厚
统治的残暴比之田松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人民纷纷协助红军，解决刘存厚的残部。打
土豪、分粮食等等摧毁旧势力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刘存厚从此也就湮没无闻了。他的残部
改由廖震率领，转隶刘湘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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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这是红西方面军入川以来一次最重要的胜利。我军缴获近万破旧枪枝，上百万发的土制
子弹。刘存厚在绥定城内所建立的兵工厂、军火库和被服厂等，以及积存的金银物资，除被
破坏损失者外，悉数成为我军的战利品，可算是我军一次最丰富的补充。
由于这一胜利，红西方面军也获得极迅速的发展。刘存厚防区内的人民成群结队涌到红
军里来，我们也放宽收容的尺度，不问仍吸鸦片与否，只要身体不坏，就可入选。这样，每
天都有成千人参加红军。不到两星期，全军战士人数已由两万增至五万，每军人数已由四千
增至一万左右。不过新兵大量增加，训练力量极感不足，使部队的水准一时大为降低。
我军乘胜有绥定宣化向刘湘的防地梁山进逼，曾使重庆万县为之震动，也促成了四川军
阀的联合行动。刘湘就任四川全省剿匪总司令，以邓锡侯为第一路总指挥，由广元昭化向苏
区进攻；田松尧为第二路总指挥，由阆中向我们推进；杨森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罗泽南
分任第四路正副总指挥，分向我们的南面进袭。刘湘的直属部队正当梁山的正面，由王陵基
以第五总指挥的名义统率，这也就是此后战争中敌方的主力部队。此外，蒋介石也立即在四
川设立了一个“剿匪”行营，派贺国光为行营主任，准备调遣在天水的胡宗南部和在汉中的
杨虎城部，以配合刘湘的军事行动。
十月间，王陵基的第五路军集中梁山之后，即向我军反攻，战局开始逆转。刘湘直属部
队的战斗力较田松尧为强，尤以王陵基的第三师最为精锐（这个师约有普通两个师的实力，
装备也都是来路货）。我军则因新兵过多，在最初两次接触中，即遭受重大的伤亡，乃决定采
用逐步后退的策略，以图整训。
当我军由梁山前线退守绥定河北岸防线时，王陵基部旋即全力攻击，强渡绥定河。在“柬
林河”②地区阵地，王陵基部开始受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他将在万县历年所扣留的四川其他
军阀由长江下游运川的军火，大部消耗掉了。他虽达成了渡河的目的，但较之他所付出的代
价则有点得不偿失。他的攻击力从此也就逐渐转弱了。
我们退到绥定河北第二道防线后③，知道王部的攻击力也有限了，立即抓紧时机，紧急
展开了训练工作。这项工作相当复杂，首先是设计技术和战斗技术，再则是军制军纪以及文
化卫生等等常识教育，再其次是戒绝新兵的烟瘾。戒烟的办法是说服与强制并用，有各连的
政治指导员，控制着戒烟丸子，逐渐减少供应量，以期有烟瘾的新兵在限期内戒绝。我和徐
向前陈昌浩等都亲自督导这些训练工作的实施。
我们这项训练工作，收效很大，也曾引起敌方的惊异。我军在阵地附近演习实弹射击时，
王陵基误以为我们发生内乱，准备乘机进攻。但旋即发现我军的工事做得又快又坚强，前线
士兵的战斗动作极敏捷，显然又不像有内乱的样子，似乎有些大惑不解。
在王陵基继续不已的攻势压力之下，我军被逼退却三次，退到了绥定以北约一百里的地
区。但敌军的攻势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次比一次重大。王陵基在最后一次对我军的攻势上，
损失兵力近三千，而我方的损失则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这就挫折了王陵基的锐气，他不得
不承认“共匪”虽在退却之中，战斗力并不稍减。
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了。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
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新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
和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