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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新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
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财务。他于二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
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
我们因能译出他们的电讯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清晨（阴历元旦），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
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告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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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惶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
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
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
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刘湘与王陵基之间原有罅隙，主要是王
陵基私通蒋介石并扩充实力，使刘湘觉得王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似乎为了讨好与蒋介石，
所以这次与我军作战，相当卖力，这又使刘湘觉得王陵基是在任意消耗他的实力。这次王陵
基私离防地，触犯军纪，正给刘湘处罚王陵基的一个好机会。
我军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与王陵基部接触以来，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可说是与川军作战
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了正面的王陵基部以外，其他如邓锡侯、杨森、田松尧、李
家钰、罗泽南等部，配合着王陵基的行动，纷纷向苏区进逼，也曾发生过一些激战。在这几
方面的敌军，为了缩短防线，也逐渐推到南江巴中两个县城附近。等到王陵基部受挫后，战
局便暂呈胶着状态。
刘湘在无可如何之中，抬出了一个“刘神仙”，这是川军与我们作战中的一个有趣插曲。
“刘神仙”原名刘崇山，是刘湘的算命先生兼“诸葛亮”。刘湘曾拜他做老师，四川大大小小
的军阀，也跟着拜他做老师，因而权重一时，已能替刘湘做些纵横捭阖的工作。刘湘本人是
孜孜计较四川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的，遇有风云变化，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但求他人能为
自己在火中取栗。刘神仙之被抬出，似是为了便于调动各派的军队。
紧接着王陵基的被撤，刘湘的阵容实行改组，刘湘本人仍坐镇成都，另在南充设立一个
前敌军事委员会，指挥全盘战局，以刘神仙为委员长。原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的职务，则改
由刘湘的亲信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任。军事委员会之设于南充，其目的显然是要刘崇云就近
督促邓、田、杨、李、罗各部为进攻我军的主角。
三月间，这个妖言惑众的巫师——刘崇云，大摇大摆的进驻南充。他模仿诸葛亮出师表
的口吻，发布了一篇誓师的洋洋大文，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打气电令如雪片飞出，无非
是催促各军前进。事实上，杨森部也就向巴中通江的南部挺进。
我军的策略是要破坏刘湘这种计划，不让四川的军阀真诚合作，而以打击刘湘的直属第
五路军为主要目的。我们集中了约万分之一的兵力，先给冒进的杨森部一点打击，杨森部在
我军的攻势下，向营山败逃。我军进围营山县城，并以一部直捣南充，刘神仙只得仓惶逃回
成都。我们于是向杨森宣称，我军无意占领杨森的防地，只是不让刘妖怪猖獗，我们所要打
击的是刘湘，希望四川其他军人不受刘湘的利用。事实上我们也将军队撤离了杨森的防地。
刘神仙从此再也不露脸了；前敌军事委员会也被撤销了。刘湘这位剿匪总司令，虽仍不
敢离成都，但刘神仙这个工具既已失灵，一切只好亲自处理了。
唐式遵任第五路总指挥之后，所表现的作风与王陵基显然不同。唐为人似较敦厚，更能
团结部属，对刘湘则奉命唯谨，一切措施多向刘湘请示办理，第五路所辖部队之调来前线者
续有增加。王陵基指挥时，其第一线的兵力，最多不过四万人，而唐式遵则使用到六万人。
唐在指挥上似乎有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味，所有作战命令均为例行公文，只是四平八
稳。各部所担任务，亦只求平均分配，不敢有所轻重。
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唐式遵也曾组织过几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我军仍用诱敌深入之计，
步步后退，双方都没有甚么重大的伤亡。正月间，我军退到了最后防线，左翼以万源县为最
后据点。刘湘以为他的军事计划着着成功，因严令唐式遵迅速夺回万源县城，企图由万源抄
袭我军通江北路的后路，这样就爆发了为时三个月的万源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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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附近地形特别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我军希望在这里消耗敌军的实力，所
以坚强抵抗。刘湘这时在梁山建立了飞机场，蒋介石也调来了几十架飞机，攻刘湘指挥。唐
式遵每周平均总发动一次攻势，每次都受到严重打击，最后，他终于不能支持了。
唐式遵的例行公事大致有如下的特点：他将他的部队轮流担主攻，每次攻势都是在拂晓
时发动，等到八九点钟梁山的飞机（多为九架的编队）飞到前线的时候，乃蜂拥前进。进到
山腰地带之时，就为我军的火力所抑制，进退两难，到下午四时左右，敌机不能再来的时候，
我军就开始反攻。在肉搏中，敌军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不过手榴弹抛出后至少要经过十秒
钟才能爆炸，我军手榴弹较少，乃即拾起敌人抛出的手榴弹反投过去，正好爆炸。这样，敌
军在手榴弹和我们机关枪扫射之下，受到惨重的伤亡，败回原阵地去了。在这一段时期内，
敌军每次伤亡至少三百，好几次超过一千。
敌军的实力是衰落了。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唐式遵的部属都纷纷要求补充整理，
唐本人也致电刘湘诉苦，说明伤亡惨重，请求停止攻击。我军的损失远较敌方为少，士气仍
极旺盛，这就造成了我们反击的良机。
八月间的一个拂晓，我军从万源竹峪间的地区，开始反攻，迅即冲垮了敌军的防线。我
军主力转而包围了万源正面敌军的后路，这是一个长距离的包抄。敌军没有等到我军炒到敌
人后面的要害所在，就纷纷向后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加速猛追，显有全部歼灭敌军的可能，
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发，阻延了我军追击的速度。追击至绥定宣汉时，敌军大部退过绥定
河，控制了渡河工具，我军因水深无法渡河，敌军才得着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胜利又恢复了我军与全川军阀作战以来所失去的地区，我们原保有通江、南江、
巴中、万源四县全部和绥定、宣汉、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六县的一部分。当唐式遵进攻
万源县时，西线的敌军乘隙占据南江巴中两个县城，唐式遵的第五路军被击溃后，西线的敌
军，在我军压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这样，川北苏区，北枕巴山与汉中为界，东达
绥定河，西凭嘉陵江，南与杨森的防地——营山渠县相接。
刘湘所部各路先后败退后，战局又暂呈间歇状态。此时刘湘又重新调整阵容，以其第二
师师长王钻绪继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积极整编部队，一时无力反攻。我军经过长期的
战斗，也要整补。
在这种山岳地带长期作战，对敌我两方都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不过敌方组织力较差，
损害也更大。以梁山为后方的唐式遵第五路军，经常要使用八万名左右的运输伕始能供应全
线需要④。这些运输伕却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绥定万源宣汉一带，
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区域，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
还是运输伕占多数。当地村庄，经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往，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
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
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面说过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这时猖
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
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我们集中精力挽救这些灾害，一面是追击敌人，一面是清扫战场，掩埋敌方遗弃的尸体，
收容伤病，到处消毒。敌人败退时，竟将万源境内仓库的存粮，浇以火油，使我们无法利用，
可是那些从山林中逃回来的人民，因饥饿难抵，竟强食那些浇了火油的米粮，因此又增加了
一些疾病。战争一告结束，我们即动员当地人民，抢救和补种晚秋农作物，调配粮食，我们
甚至将老盐店地下的泥土挖起来煮，以期能够得着一点盐。我们到处做预防疾病的宣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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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全力扑灭痢疾，红军战士们从各方面协助人民；军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照顾生病人民。
我们各项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
据地向西行动，不到几天我们就知悉了。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七八月间，当唐式遵向
万源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瑞金叠次来电，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忧虑，却没有一字提到江西
苏区的情况。到了八九月间，我们将敌军先后击溃，中央来电表示十分欣慰。从这些电报的
字里行间，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央苏区处境不佳。
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推出江西苏区所引起的问题。
他们这次行动，我们事先毫无所知，根据我们直接获得的资料，认为中央红军这次行动是在
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却行为。我们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能阻止敌人的追击，是否能在
西南地区立足，但确认中央红军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个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的表现。
根据这些估计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
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
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强制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
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