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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不起中央等等。
他就这样老羞成怒，一路叫骂着出去。
我听见他们的争执觉得好笑，但没有出面干涉。接着我的通讯连连长向我报告这件事的
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
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
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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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
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
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
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
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
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
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
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
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
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
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
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
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
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
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
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部为例，团长团政治委员和他们的勤
务兵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们一道睡觉吃饭，彼此互称小名浑名，说话谈笑毫无拘束，
这些情形在军阀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援用旧有军队的名称，
就认为它是保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
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们在懋功相会，作为
政治部主任的秦邦宪，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了。
秦邦宪自认“布尔什维克”只他一家，那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
离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
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
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统治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
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我对他这种诬斥四方面军的说法，表示抗议。我指出四方面军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
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
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成一种风气，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兵等，
都做得无微不至。我还举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
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
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
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
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
我绝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
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
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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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
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
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
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
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
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
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
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
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
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
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
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
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
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
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
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
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
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
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
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只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
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
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这些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
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
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
在暗中恶化起来。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
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
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军的
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
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
治保卫局人员，名以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
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们的安全，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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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
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
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
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
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产生，斯大林
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
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的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
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
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
人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