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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
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
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时间派兵扼
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
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
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
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
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
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
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往了，留下
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我们在阿坝继续研究我军今后的行动计划。阿坝向北直通甘肃西面的夏河，沿途都有喇
嘛庙，可是易为水所困，我们不能由这条路北进。不过我们既已到了这里，就应了解一下这
个大草原的秘密，为将来行动作准备。
我们继续获得消息，证实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敌方已知毛泽东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队，
只是红军的一部分，判定我军大部分仍将继续北进，因此敌方正调集军队，驰至川甘边境各
要路截击，企图将我军截为两段，使之不能衔接，然后分别予以歼灭，而敌人的主要力量，
又是用来对付我们这方面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
南下。这时已是八月，瞬届秋凉，北进又会发生战士服装缺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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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们于是决定暂行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
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缩回西康藏族地区过冬。我们觉得就当
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
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
的机会。
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
议，讨论当能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命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一
带，前置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低，为
南下开路。
我们由阿坝沿大金川南下行军颇为顺利。一般战士都觉得愈往南走，境况愈要好些，士
气很盛。我们离开阿坝草地，迅即进到了大金川的山峦地带。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间，
形成激流，两岸就是我们南下的通道。沿河较平坦地方，都有村庄或集镇，这就是农畜产品
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区域。我们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庄
稼往往为冰雹所毁，这也许就是这一带开发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几天，我们到达了卓克基。各军重要干部也都如期赶到了。这里虽仍是藏族地区，但
也杂居着不少的汉人，农业比较发达，较之毛儿盖阿坝一带，更适合于我们的生活。这一带
的人民与红军也相处得较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们，我还看见藏族在田野间举行盛大的跳舞
会。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
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
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军委
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确是突然的、秘
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接着，第五军团和地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
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
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
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在讨论中，到会者
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
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
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
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这次会议中，神情显得懊丧，对已经发生的事认为不应当有，表示惋惜。他这样
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圈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出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有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
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
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
利。一俟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
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
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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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
主任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
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我当时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分途奋斗多年，在懋功高
高兴兴的会合，又在毛儿盖突然分离，不禁感慨万端。我也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
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
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
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
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
第十九篇 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风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毛泽东从毛儿盖策马北溜，卓克基
会议群情愤慨。这两幕连台戏是分裂的高潮，也惊醒了我们这些游击英雄。每个人都从心底
深处喊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的呼声。敌人的压迫，使我们必须弥补分裂
所造成的创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由清除了我
们内部分歧根源。任弼时贺龙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西康地区与我们会师，也促成
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
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
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
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
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
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使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
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
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
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立定
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
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
我们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
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
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
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
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
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
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
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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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
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
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
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