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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叶剑英，后来是由周恩来代表的。
⑤ 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刚毅峭直著称的官吏，仁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开封府。这是一位妇孺皆
知守正不阿的人物。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后来由于军事上的演变，第
二方面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的一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往陕北，第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即
第九及第三十两军）与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但为马步芳的骑兵所击败，
残部逃往新疆。
我军这次由炉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区，沿途行军极为顺利。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所率的右路
军东往毛儿盖，折而向北，进入甘肃的岷县。因原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
路军没有遇着阻拦。总司令部暨左路军东向，进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县。这时天气晴
和，翻雪山，越草地，毫无困难，也没有甚么人掉队。去年阻隔我军北进的那条河，这时水
深不及膝，我们涉水通过那里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驻军，不要阻拦我们，大家枪口
对外，共御外侮。我们这些宣传，多半是抽象的口号，当时并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利用日军
在华北内蒙的种种侵略行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同情活动等
等为题材，来发挥宣传的效用。但这些口号对红军本身确有振奋士气的作用。
陕北同志对于我们的北上行动极为兴奋，他们每天都发给我们一些乐观口吻的电报，内
容大致有三点：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杨虎城张学良均有默契，伺机而动，这两部份
的军队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队，决不会真正和我们作战。二、目前西北方面蒋的嫡系部队已
经减少，尽可大胆前进，不致有任何阻拦，三、把陕北同志向全国所发表的各种反日文件转
告我们，衬托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八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
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时可以大嚼面粉蔬菜，
自是特别愉快，而且附近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其昌部系杂牌部队，
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也右路军所牵制，因此，军中就有
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可，伤亡四
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
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
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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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
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
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
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
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
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
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
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
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
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以往预先
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
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
应同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
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
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
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
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
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
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
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
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
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
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
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
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
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决了，四方面军如果
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
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
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
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
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
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于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展开了，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新会宁集结，原驻会宁的军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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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占了靖远县城，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已率部进到甘北的
同心城海原一带地区。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则进到打拉池地区，打拉池与会宁相隔不过两天的
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
靖远虽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们不能迅速渡河（这一带黄河上的渡船
是牛皮做的划子）。驻在兰州隶张学良麾下的于学忠部没有跟我们接触，黄河的西岸也无敌防
守，可是河中没有牛皮划子，靖远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们乃在会宁城内拆卸一些建
筑物的木料，用人力运到靖远造船。
蒋介石侦知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
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我军渡河工具极少，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因而每晚只能
度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
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
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
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
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
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
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
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
独行动。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
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犹如见着
他的母亲一样，他和朱德虽系初次见面，但也表现得异常亲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
都高兴万分，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甚么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个不停。顷刻之间，徐海东军
部的同志们，官长士兵们，都围拢着我们，纷纷争问别况，俨然是一个大家庭欢乐团圆的场
面。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为敌军攻占，第四第三十一两
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度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
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
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查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
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
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的敌人，也正向打拉池、
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
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
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
条山一带沿河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
动。我们指出在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