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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
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
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④
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
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
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的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
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
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
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
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
遵从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
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
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非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
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
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
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
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
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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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
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已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帮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竟临
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
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忌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
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
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
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
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
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
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
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
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
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
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报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
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
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
的局部利益。”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
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
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
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感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
借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坏演变。就
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
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
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
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
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
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
他们伺候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障蒋的安
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
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
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
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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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期间，
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
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
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
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
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并希
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
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
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是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
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
们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
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
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事国共和解的起
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
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
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
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
将要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
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
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
少壮派军人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如今张杨共三角联盟是完
全解体了。主要是没有人作主，我们也找不出商谈的对象。
果然，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几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
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
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
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
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
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
讧，张少帅的生命就没有机会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
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
军人们誓言，中共绝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
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
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与张杨共同反蒋，一变而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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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张杨共的三角联盟，
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
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