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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
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
① 我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告国人书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十八天到达陕北的，那应当是十二
月二日。
②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详情，可参看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
九五四年版
③ “双十二”张杨等十余将领发表的通电全文见：《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第四十九——第
五十页，香港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九年再版。
④ 西安事变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已有改善这一点，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苏联与远东》
一书中（见第五章——国立编译馆民国三十九年版）曾加阐述。而西安事变时，英美各国与苏联对远东的外
交态度，渐趋接近一点，也可从王明这些话中窥其梗概。
第二章 延安百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氏脱险，由张学良陪同自西安飞返南京，此举使西
安的张、杨、共三角联盟立即陷于混乱，也令陕北中共内部大为震动，几乎无人不觉得将有
大祸临头。乘此时机，毛泽东氏玩弄其“买空卖空”的手腕，抛弃一切道德思想和共产主义
的原则观念，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的企求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
南京后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
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
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法上的
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及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
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是中共濒于
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
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响。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
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
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
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
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
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
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
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
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
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
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
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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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
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
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
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
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
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
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
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
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
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
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
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
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
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
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
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
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
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
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
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
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
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
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
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
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
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
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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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
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
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
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
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
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
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
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
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
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
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
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
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
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
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
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
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
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
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