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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
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
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
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
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
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
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
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
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
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
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
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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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
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
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
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
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
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
“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
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
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
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
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
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
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
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
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
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
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
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
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
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
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
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
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
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
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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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
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
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
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
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
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
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
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
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
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
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
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
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
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
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
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
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
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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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
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