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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
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
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
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
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
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
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
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
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
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
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
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
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
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
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
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
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
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
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
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
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
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
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
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
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
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
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
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
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
抗战到底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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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
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
便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有
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
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
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
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
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
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
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
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
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
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
国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
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
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
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
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
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内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
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一次他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生活平等的
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国民
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
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
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
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前线
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
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
军的指挥员了解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
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
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霸业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
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
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 0、一
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 0 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③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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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
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
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
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未充实，就是说编
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
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
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这个议案决定后，毛氏即电周恩来、秦邦宪等赶回参加。我事先不
知道这个召集扩大会议的决定，毛氏因约为面谈，正式通知我这一决定，并邀我前往参加。
我当时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因为我想到，无论如何对抗日总应表示积极，因此应当参加这一
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难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
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洛川当时是陕北边区和国民党地区交接的地方，洛川县县
长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内好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洛川四周乡村则
系八路军重兵屯集之所。这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是便于八路军的中共将领们参加，和举
行各种军事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有
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等重要军政干部。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
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
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
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动员民众，反而多方抑压，也并
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
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