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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
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
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的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
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
去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
说，为了中共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
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
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
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
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
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
央对立的事，请问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
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
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
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
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
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
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
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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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
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
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
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
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
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
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
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
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
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
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
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
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
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
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
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
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
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
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
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
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
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
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
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
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
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
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
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
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
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
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
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
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
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
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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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
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
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
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
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
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
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
恩来正在为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
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
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
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
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
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
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
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
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
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
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
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
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
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
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
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
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
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
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
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
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
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
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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