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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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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
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
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
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
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
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
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
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
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
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
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
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
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
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
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
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
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
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
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
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
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
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
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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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
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
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
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
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
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
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
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
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
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
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
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
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
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
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
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
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
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
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
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
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
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
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
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
民主义的本质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
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
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
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
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
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
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
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
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
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
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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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
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
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
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
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
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
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
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
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
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进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
共同发展，共荣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
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
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
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向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到；所谓合作，
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误谬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借封锁尤严。如斯作法，
其以为人民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
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
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