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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
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
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
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
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
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
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
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
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
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
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
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闾正等也跟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
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
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
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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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
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座庙里。
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
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
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
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
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
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
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小孩们
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
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
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
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
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
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
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
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
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
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
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
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
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
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
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
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
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
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
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
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
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
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
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
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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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
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
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
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
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
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
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
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
会第三号首领黄兴，在一九○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
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
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
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
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
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
们往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
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
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
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
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
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
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
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
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
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
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
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
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
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
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卤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卤
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
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
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
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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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
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般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
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