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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所称许的，认为马林打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我听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心中如释重负。但我仍向他询问，共产国际为何放弃国共建
立联合战线的原定主张，改采国共在组织上混合为一的路线；在我认为，混合为一，不免引
起党内分歧。他说加入国民党，正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方式。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
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
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后，他认为由于马林的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释上是
不恰当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央未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也避免了加深党内分
歧的行动。他说他将即往上海，不动声色的纠正中共中央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对中央
的表示，以期此后工作能够圆满进行。
就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和威金斯基之间，获得了谅解。我告诉他，我此后的态度，也将
决之于中央的动向；只要这种偏差能够获得纠正，党内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只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陈述，不能向中共任何个别党员提及，但因
当时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声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别对我透落这些意见，使我知道他代表共
产国际在力图补救，以免再起波澜。
共产国际的动向已在改变中这件事，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党员大会上，又
爆发了一次国共关系的大争论。十一月间的北京党员大会上，李大钊先生报告：中国国民党
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北京有六个代表出席，其中三人
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他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前往出席。北京国民党
党部也快要办选举了，他希望同志们对这件重要的事采取积极的态度。
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和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
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
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
覆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有人还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
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这句不很客气的
话，把素不一生气的李大钊先生气坏了。他怒容满面的说产这如何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
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
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他说完后，即气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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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的走出会场。
我目击这种情形，只好挺身起来劝阻李先生，并登台发表演说。这是我在第三次大会后，
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言。
我首先陈述西湖会议和第三次大会中我坚持过的主张，指出我所最反对的是马林那种取
消中共的倾向。我表示相信共产国际不会接受马林的意见，相信共产国际只是着重国民革命，
希望中共成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能发生推进的作用。
其次我声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自然颇不妥当。这是我自始即
表示怀疑，到现在同志们还是不赞成，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说加入了国民党，或者充
当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中，
依然可以坚持他本身的立场。国民党也不会要求中共党员放弃中共党籍。广州的谭平山担任
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仍负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责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其次，我指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又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
为了党的团结起见，我们不应持根本反对的态度。中共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
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将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此外，中共仍应保持
它本身的独立，在工农中发展组织和工作，尤其不应牺牲它在职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最后，我说明李守常先生是我们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
我们应赞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现出中共党员的气概。在国民党推选代表的运动中，同志
们也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民党人协商，共同推出候选人。
我的这篇调解歧见、号召团结的讲话，似乎颇使听众感动。他们都聚精会神的倾听，没
有一人提出质问。李大钊先生继起发言。他对我的说话表示欣慰。他宣称照我现在所说，党
内事实上没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他说中共首先主张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召集代表大会，
实行改组；事到临头我们又不去参加，这是说不过去。他也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接纳我
们修正意见是失策的，因而引起了同志们误解加入国民党政策的目的，他希望这一点很快的
能获得纠正。最后，他还表示他并不怪同志们对他的责难；只希望党内歧见能够消除，步调
能够一致。他愿勉为一个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即使劳怨再多些，他也不会离开同志们。
接着，何孟雄起立发言。他是中共北京区区委委员，一向反对李大钊先生的主张最力。
他表示从我的报告中获得了前此所未尽知的资料，因而提议这个问题先交由区委会讨论，再
行提出党员大会公决，大家没有异议，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不几天，举行另一次党员大会。北京区委会提出一个经缜密研究的、中共党员参加国民
党工作的决议草案，交由大会讨论，经过一些辩论和解释，终于通过。其内容大体是根据我
前次的讲话作成，此举不仅消除了北京地区同志间的歧见，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甚至井他各地的中共党员，也受到了这个决议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的观望
态度。
这时候，中国国民党组织在北京的发展，表现着令人乐观的气象。这与当时时局的发展，
也大有关系。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所支配的北京政局，愈来愈不像样。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
日他们撵走了总统黎元洪，十月五日曹锟贿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十月十日曹就总统
职并公布宪法。这幕丑剧不仅使直系的废督、裁兵、好人政府等悦耳的名词立时破产，而贿
选一幕臭名四滋，使国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自这年三月一日在广州组设大本
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
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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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
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锟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
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
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
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
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
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
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
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
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
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
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
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
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
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
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
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颇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前此认为我反对
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
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
义。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国民党组织应选举三个代表出
席，我被推为候选人。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守常先生极力主张我去出席。他认
为这样对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们两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讨解决。其他的中共
同志们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主张。
我初意想辞谢代表的任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铁路工人方面。这时各铁路工会的秘密小
组正在发展之中，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举行一
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如果我到广州去，将耽误这一工作的进行。再则我不愿担任国民
党方面的职务，我主张北京的中共组织应推选一位将来能担任国民党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这些理由未为同志们所接受。一致表决了我为候选人。
十二月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国民党选举大会，到会者近两千人，全场挤得水泄不
通，我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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