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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
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
宣言的国民党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
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
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
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
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
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
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
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
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
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
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
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言说：北京区委会在冯玉祥倒
戈后，努力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已有相当成绩，令人欣佩。只是反对孙
中山北上的一点是左倾的，但现在还来得及挽救。我特别说明这不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而是
由来有目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以后，党内对国共合作过于乐观，后来因为遭受国民
党右派不择手段的打击，又转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同志们只要想想孙先生在
广东平服商团事变，和对广州英领事的干涉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他这次所发表的北上宣
言，就会觉得这个盟友不可轻易抛弃：因此反孙北上的态度是不很适合了。我也指出：这种
左倾的倾向不仅在北京有，也同样存在于中共各地的组织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说完
全没有这种意味。现在孙先生即将到来，时机迫切，还是勇于迅速改正，表示欢迎为是。
由于我的劝说，大会通过了我的提案；并委托我去调解民众团体中关于这件事的不同意
见。根据这一决议，我去进行说服一些站在反对立场的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共党
员和若干国民党左派），结果甚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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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厅里，我约集了两派的重要代表各
三人进行协商。我首先痛陈同系国民党所领导的团体，现在分成欢迎与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
的两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随即提出三点：一、国共两党党员和他们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应
一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拥护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实现，反对一切违背这个
宣言的企图及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三、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应在上述两个原则下
合而为一。
我的主张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会谈也由严肃转为轻松；并且决定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
构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合并组织的具体步骤。
这场足以使国共关系恶化的大风浪，就这样暂告平息。不几天，中共中央欢迎孙中山北
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国民党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
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
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实会，这显使冯感
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
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党陷入苦难之中；
幸赖高级人物—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极力维持团结；同时广东方面又获得第一次东征的军
事胜利，广州政府地位得以稳固；这样，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国民党发生根本的震荡。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以前，北京的临时政府就已经组织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
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这个北洋军阀的元老，原已无力左右北京
政局，在这次反直战争中，他的嫡系卢永祥又因战败而失去浙江地盘；所以他这次的出山，
其实是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首脑鉴于时局的需要而捧出来的。
段氏上台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交团的承认；同时主张召集
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
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
此，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的感冒，也许
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
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咏的余地，所以索性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国民党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
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
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
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
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侠
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
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
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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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
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
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
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
瘤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
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
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
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
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
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
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
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
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
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
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
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
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
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
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
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
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
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
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
似也有一个规律：一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
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
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
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下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
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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