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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据《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只代表有组织的
工人二十万人。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闸捕房门口，巡捕开枪，发生毙伤徒手群众数十人
的惨剧；表面上看来似系偶发事件，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一贯的压迫。这种压迫
使中国人民积压于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遂演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
运动。
我由广州经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着
病躯，提着行李，由十六铺登岸，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闸北。沿途行人车辆稀少，街头巷
尾，三五成群的人们，交头接耳，神态相当紧张，小别的上海，仿佛发生了甚么严重的事件。
我到达闸北宝兴里我的寓所时，我妻及与我们同住的刘少奇太太何葆贞出来欢迎我。何
葆贞曾经任安源矿工子弟学校教员，一见面就愤激的说：“你知道吗？两个多钟头以前，南京
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很多学生和市民。”接着，她简直就大声叫喊：“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
杀的吗？我这条命这次一定和帝国主义者拼了！”
何葆贞的愤怒是当时一般人们心情的缩影。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间引起激
烈的罢工风潮，日本厂方虽答允“不得无故打人”，但事实上仍是借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又发生开除工人代表和打伤工人的事情，因
而引起小沙渡路几个日本纱厂中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厂方对这次罢工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
罢工工人谈判，其时正值不景气，乘势关闭工厂，不准工人复工。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八厂的罢工工人群众集厂门外，要求复工，遭厂方拒绝，引起争
执。纱厂日籍职员向工人开枪，重伤八人，顾正红身中四枪，当场毙命。
上海租界当局对于顾正红被杀事件，并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会，并逮捕一些罢工
工人。同时，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报揭载顾正红被杀的真相。
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原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同领
导的，自然很快的就将这一不平事件传播开来。学生们本有反日的传统，早就感觉到在中国
境内如果有一个日本人稍受损害，那就要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却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
任意在中国境内杀害中国人，顾正红被杀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即发动了宣传，组织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募捐救济被害者，为顾正红
举行追悼大会。对此，租界当局采取了压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有些学生因
讲演而被捕。学生们要求上海交涉使陈世光向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租界当局置之
不理。这样，就更激起学生的愤怒，进一步扩大街头讲演的行动。
上海中国商人平日对租界当局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他们受外商雄厚资本的压迫，在租界
内只有纳税的义务，甚么权利也没有。上海的纳税人会和工部局的董事会完全由外国人操纵，
早就发生了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华籍董事的问题。恰在这时，租界当局又实施印刷附律、码头
捐、交易所注册费等加重中国商人负担的措施，引起一般商人的反对。租界当局还借越界筑
路的手段、扩大租界的管辖区域，由各国领事所操纵的会审公廨①，平日处理中外诉讼时，
中国商人往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中国商人对顾正红被杀事件，也同情学生们的行动。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布了一个简短的传单，颇能代表当时一般的民族情绪。原文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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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打倒帝国主义！列位！你们觉得生活苦么？你们知道为甚么比从前要苦吗？因为：（一）
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占据海关，把入口税弄得比出口税轻，所以国货不振兴；外国
人把洋货来换了洋钿去，因而弄得我们一天穷一天了！（二）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常
常借钱给我国军阀，拿了铁路、矿产种种权利去；军阀借了债，又向他们流氓买军械来打仗，
打得我们生命都难保。（三）日本人杀我们工人同胞，巡捕房反捕了工人去；学生们要募捐去
接济，免得工人暴动，捕房又捕了去；我们要去吊被杀的顾正红，又被捕房捉了去；他们在
牢里又饿又冷，不但食品衣服拿不进，连望望都不准！但是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呀！（四）最
近工部局越界筑路，侵占我国土地；又要实行甚么印刷附律、码头捐，处处压迫我们！鸦片
之毒，人人皆知；但鸦片大本营，是在租界（尤其是法租界！），这样的压迫，是要压死人的！
我们起来同他们争生路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的枪声，便使反帝怒火，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正式接触了。这
天，上海学生又分途在租界作街头讲演，巡捕仍照旧制止。下午三时许，一个外国巡捕抓住
两名讲演的学生，向老闸捕房行进。跟在后面的有手执小纸旗的讲演学生两百余人和无数看
热闹的群众。当这一群人挤到老闸捕房门口时，即遭受巡捕们的排枪射击；死者十一人，伤
者四十余人。这一惨剧在日益觉醒的中国人们的心灵上，无异是火上加油；它对中国反帝运
动的发展以及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皆具有重大的影响。
五卅之夜八时左右，陈独秀先生和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王一飞、罗觉等
人先后来到我的寓所。他们原不知道我已返沪，只约定假我的住所商讨应付南京路惨案的办
法。时机急迫，我们不及多所寒暄，即在我的卧室内举行紧急会议。首先由各人报告其工作
有关方面的情况。负责工运的李立三和刘少奇说，各工厂区都已骚动起来了；工人们要求总
罢工。恽代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刚从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办事处来，他叙
述国民党人都非常愤慨，大家在商讨对策，有人甚至捶胸痛哭。中共上海区委会负责人王一
飞、罗觉等则说明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纷集议，气势高昂。我从这些报告中，觉得整个上海
都在沸腾了。
会议迅速决定，首先发动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接着，我们拟定要求
条件的大纲，主要内容是：租界当局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并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应移
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等；并提出撤退驻华外国军队等要求。
我们进而讨论如何实现这些要求的具体办法和组成领导这一运动的中心机构。我们估计
一般大商人的态度可能不够坚定，主张运用民众力量，促使上海总商会采取一致行动。我们
决定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
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一个工商学联合会，为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我们又讨论到这次运动是反帝性质的，不应使一般市民感觉不便，更不应使中国人因而
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罢市的目的主要是断绝在沪外国人供应，应尽量减轻对中国商人所造成
的不利，而对一般市民照常供应。罢工不宜波及华资工厂、公用事业如电灯、自来水等关系
市民生活者，应暂缓罢工等等。
我们深知这些决定的实现，不过是消极性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鉴于民众还没有武力作
后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与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一运动中，应避免杀害
外国人的群众性的骚动发生，以免外人以此为借口，实施武力镇压。
这些方针与办法决定后，与会者即分别担任各项具体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
我愿到那即将成立的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去坐镇、珍理有关成立这个机构的事务。当时
同志中即有人称许我：“那好极了；你带病出马，难得难得！”分工的结果，是由陈独秀先生
居中指挥，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特别是去联络商界，以达成一致行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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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其余各人都就原来工作岗位，展开对国民党和各民众团体中的活动；以期所有决定能够
全盘实现。
这个会议不过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所有的重要问题。会后，同志们都连夜分途展开活动，
各项决定因之一一实现。这次会议进行的紧张和顺行，以及同志们情绪的热烈，确是前此所
罕见的。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
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
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张学琅到达闸北天通庵路一所一
楼一底的房子—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这所简陋的房子，是刚租妥的，还没有任何设备布
置。张学琅去张罗了一张粗糙的木桌子、一张椅子和几张长凳，并将他带来的文具和簿册摆
在桌上。他用一张大白纸，写上“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几个大字，贴在大门口，我则坐
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阅读今早出版的报纸。这些报纸都登载了上海总工会的启事，要各工
会派代表到我们这个临时办事处来登记。各报所发表的评论和记载，字里行间都表示出反对
外人压迫的强烈意向。
十时左右，各工会和各工厂的代表，纷纷来到这里登记了。他们所登记的内容，除工会
的组织情形外，主要是填明“已否罢工”和“能否罢工”两项。全部登记表在上述项目上都
是肯定的：不是说已经罢工，就是说可以立即罢工。约莫三个钟头之内，来办理登记的和接
洽事务的超过百人。其中只有少数人是认识我的；有些认识我，而我却记不起他们的姓名；
多数则从来未见过面。有些新来的工会代表，目击这个空无所有的会所，似乎有些怀疑；在
那里自言自语：“全上海的总工会，那能是这个样子？”有些知道内情的老资格的工会代表却
自告奋勇的解释：“这不过是临时办事处。”他们并为我介绍，说我是有名的张特立，老底子
是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头脑，现在是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等等。他们并进而说
明：“总工会众多的职员都到各工厂去活动去了；他自己带病坐镇在这里，不怕巡警的干涉，
那能还有甚么闲话可说哩！”
我们这个小小的房间，挤满了愤慨万分的人群，带来发自上海每个角落的一致罢工的呼
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