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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在这次广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党员们忙着做这做那，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
步计划，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这机构成立于匆
促之间，职员人数逾百，事务更属纷繁，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以维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且大多数是刚成立或才扩大起来的。干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忙于对外，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角，无暇兼顾总工会；
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指导分会的工作。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事实上只有去
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
如是忙了近两个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真是门庭如市，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
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
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
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捐献给工人。我
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
热忱，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每次每人发罢
工救济费一元。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界当局视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花了不少金钱，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中伤总工会及
总工会的职员们。由于我们的反击，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
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这种诡计也未得逞。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上海总工会卒被流氓
捣毁了一次。据说，也是有外人在幕后操纵的。
我除了应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种种打击外，还要注意节制群众爱国热情的过分奔放。当时
在群情激昂之下，随时有爆发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我估计到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众失
去控制，发生杀害外人的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劝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们的行动限于经济性的抵制；指出这种抵制，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国民族的威力；暂时
不可再进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惨案后，中国一般名流和有见识的商人，都觉得这个抵抗外力压迫的事件，必须由
政府负责处理；单凭民众的消极抵抗是不够的。甚至左倾的学生，也主张由政府根据法律，
展开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这样做？于是人们对北京政府的无能，感到不能容
忍了。
中共中央认为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实力的外国殖民者也不会轻易对中国人
让步的，只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我们曾再三
商讨，一时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曾有人想到应依孙中山先生北上时的主张，从速召开国民
会议，组织举国一致对外的政府，但我们也估计到，失去了孙先生的国民党，暂时不会有这
样主动的气魄；而由幼龄的中共来单独号召，一时也难于获得人们的重视。如果勉强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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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反可能因内在的纠纷，影响一致对外的阵线。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发表告民众书，除对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残暴，表示极端的愤慨外，
并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众“万不可
依赖和信任政府的交涉”。告民众书反对调和与妥协，提出慎防帝国主义借口反共的离间和破
坏；并号召坚持长期反抗和巩固反帝的联合战线；但它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
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途；反暗示毋宁光荣的失败。这个文件似清楚的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
局限性。
然而中共在五卅运动中，获得了组织上的发展，不少工人和学生相继参加了中共和共产
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时候，中共开始成批的招收党员。我曾主持过凡次工人新党员入党
的仪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党员。他们多是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短期的主义
训练，就成为正式党员。他们之入党多数因对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领导表示敬佩；本人又充
满了民族热情。
在事态演变之中，五升运动的另一主角商人代表虞治卿的调和政策逐渐得势了。他是一
个有势力的人商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凭借合法的上海总商会的地位，进行调和政策，获
得上海一般大商人的支持。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洽在北京，负着北京段政府某种程度的调解
使命赶回上海，施展出他在政治方面的解数。他采用两面的手法—一面是与工商学联合会建
立友好关系，利用民气，逼使外人作些轻微的让步；一面以外人不能接受为理由，利用总商
会的地位，修改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十七条要求；终于达到了他那逐步妥协的目的。
上海总商会于六月十一日将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修改为较温和
的十三条件。这件事最初工商学联合会是一致反对的，尤其不满虞洽卿的操纵手法。
中共中央最初反对最烈，尤其不同意将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原文：“优待工人。外人所
设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
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而开除工人。”）加以修改（总商会所修
改提出之十三条中的第七、第八两条原文为“洋务职工、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
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不得因此处罚”），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大商人为了本身的阶级利益，有意抹煞工人的要求。
但中共中央为了避免联合战线的破裂，终于让步了。它认为如果上海总商会所提出的十
三条，均能实现，也就是个奇迹。至于有关工人利益的条件，本不能希望大商人的忠诚支持，
应由工人作长期不懈的斗争，方能达到目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持这一反帝的联合战线，
不可因工人方面的反对，趋于破裂。李立三本着中共中央的意旨，向虞治卿表示，希望他能
根据十三条，据理力争，坚持到底，并劝告工商学联合会不可与上海总商会分道扬镰。这样，
虞洽卿便获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这件事曾引起上海总工会内部的严重纠纷。当李立三在总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这事的经
过，并要求大会接纳总商会所提十三条时，引起了严重的反对。具有国民党籍的一些工人代
表首先指责李立三事先并未经代表大会的同意，擅自接纳牺牲工人利益的条件。这种议论获
得不少工人代表的支持；甚至一些具有中共党籍的代表也加以附和。于是，在情绪激昂之下，
撤换李立三的呼声四起。李立三面临着这种不易卸责的局面，只好托故先行退席，要求我以
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代他主持这个重要的会议；并声言，他将接受大会的任何决定。
我在会众同意之下，走上主席台，继续领导讨论。我首先指出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事先
没有代表大会的认可，即对外让步，手续上是极不合的。我要求代表们就这重要问题的本身，
作平心静气的讨论。幸好我能凭借平日的信誉，使会场空气归于平静。讨论结果，六百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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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代表，一致决定：反对总商会的让步，但为了不损害工商学的联合战线，目前只表示抗议
的态度，并希望总商会能与工商学联合会精诚合作，一致对外。至于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所
规定者，乃工人切身利益所关，应期之于本身的长期奋斗。
虞洽卿事实上排除了工商学联合会的反对，根据总商会的十三条，与外人交涉；但同样
遭到外人的拒绝。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进而采取逐步收缩这一运动的办法。
他首先结束了商人的罢市。六月二十六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罢市。由上海总商会、
工商学联合会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一个沉痛的宣言，说明二十六日先行开市及三
个持久的抵制方法，即：一、抵制英国货至五卅案解决为止；二、抵制日本货至日本纱厂案
解决为止；三、以经济援助罢工工人等。
上海商人的复业，使上海的反帝运动开始低落。当时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
正轰动一时，国共两党都认为此时不可退缩，反应扩大，但这些主张并未能挽回大商人的妥
协意向。同此，中共也从事实上体会到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同时，深觉单凭上海总工会乃至
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广大的农民又不能很快的发动起来，只有徒呼奈何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加重注意它在农民中的工作，也开始注意在军队中的宣传。我在这
时根据中央的决定，摆脱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去处理中共中央各项急待解决
的事。
根据虞洽卿逐步收缩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日厂罢工渐次复工了。中日间屡经交涉的
结果，日本厂方八月十二日应允撤换枪杀顾正红的原木、川村两个日籍职员、抚恤顾正红家
属一万元，工厂中日人此后不得带武器入厂等条件，还应允俟中国政府颁订工会条例后，承
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所以有这个有关工会代表权的条件，是由于中国立法方面的缺陷，
才给予日人以借口，真有点使人啼笑皆非。然而商店早已复业了，工人单独罢工，业已旷日
持久，损失重大；日厂工人乃在上海总工会劝导之下，于二十五日按照复工条件复工。
日厂复工之后，这一运动单独对英的色彩也就更为显明；而英人仍是不肯示弱。公共租
界的电厂甚至断绝华资工厂的电力供应，逼使华资工厂无法开工。这一着正打中了中国工商
界的要害，他们不得不表示屈服。乃由总商会与英厂商定，以恢复供给中国厂商电力，乃发
给罢工期内一部分工资作为维持费等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