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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的同志中即有人根据这一事实，说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让的；因为左派失去了廖仲
恺以后，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让，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
原因即在于此。
大会刚要闭幕的时候，鲍罗庭告诉我，汪精卫对中共中央颇表不满；一则因为中共中央
与孙、叶、邵等的会谈，无异对反对广州的人物讨好；再则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
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鲍罗庭向我说这些话，显然是借汪的名义来
打击我。
我承认我并未贯彻中共中央的主张；但我也指出，汪精卫并没有事先和我详细商谈，以
取得协调。我还转而指责鲍罗庭，说他除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
的具体意见；对这次大会所持的态度，也不算是积极的。最后，我表示这里的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请求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
鲍罗庭告诉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问题须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处理。
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
他还说到这次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大体上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也没有甚么重大的出入。
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
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
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
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
埔内两个团体对立的状态，发表过演说，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态度；而鲍罗庭和中共的反应
是太迟钝了；以致“三二○”的不幸事件，终于上演。这些往事，即使现在看来，似也不能
责备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处理不当，主要是由于鲍罗庭的太过自信，没有掌握时机，在这次
大会上解决问题。
①汪精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
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
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
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
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这是可信的。
②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
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
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
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
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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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
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
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
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
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
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
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
之外还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
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
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
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
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
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
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
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
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这
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
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
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
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
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
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检行为，却成为我们内部分歧达于表面化的始点。我在这里简略叙述一下，也
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共成长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后几天，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
处，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蔡系在我离沪前几天到北京去的，大约与
我同时返沪），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
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
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
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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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有关私人生活的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时似不便表示意见。经过一度沉默
之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
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这件事，就他们几个人的个性看来，也并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个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个工作特别艰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个短时期，我们两人的睡房只隔着一层木板（那时向警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会整
天不讲话，埋头阅读和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味的文句时，就独自发出格格的笑声。他患有
严重的气喘病；病发的时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风箱，呼呼作响；但他从不听人劝告，
中止工作，好好养病。他往往记不起吃饭，进膳的时间当然不规律，他室内的书刊报纸，堆
得乱七八糟，没有秩序，甚至不够清洁。他疲倦了，会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就睡；一会
儿，又骨碌地爬起来继续工作。
每当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还在那里写文章看稿子。他常为了思索一个问题，在房里
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点休息；有时我们两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们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觉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这种生活习惯，是
会有损于伉俪乐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受中国礼教观念的束缚颇深，不苟言笑，表现得十分
庄重。她养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谋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虽是较早期
的妇女工作领袖，但论年龄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她老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使那些同
济的妇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给她封了一个“老祖母”的绰号。
她的这件桃色事件公开以后，她个人的声望和中共所领导的妇女工作都受到损失。多数
的妇女同志们批评她的感情是关不住了，终于溃决了；也批评这种“老祖母”式的领导是不
够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实上，她从此丧失了在妇女中的领导地位①。
彭述之则有类于风流才子，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轻松而有节调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经的在进行说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绰号；有时也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流露
出风流才子的本质。在共产党立场上所封的“孔夫子”绰号，是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指他这
个有政治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