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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各军事单位和各级政治部所张贴的五颜六色的标语，
随处可见；其中也夹杂着高级机关的正式布告。所有动人的主张，悦耳的词句，琳琅满目；
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
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区委会多数负责人被困在武昌
城内，汉口办事处的人手极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无头绪的；我这个初来者正忙于建立一个
秩序出来。当时我所最注意的是争取军事胜利的工作，现在我就从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北伐，力量既较雄厚，时机也较成熟。虽然北
伐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准备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敌对方面—北洋军阀，已有土崩瓦解之
势。北伐之初，北洋军阀系统中的杂牌部队，即多转向投靠革命。原驻湘西的贺龙部、贵州
的袁祖铭部、湖北的刘佐龙部、江西的赖世横部等，就继唐生智之后，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
番号。他们的转向不仅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在事实上也为北伐军开了路。后来在北方，继
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胜枚举，如阎锡山的晋军，就是个例子。
北伐的进展，最初确如陈独秀先生的估计，是防御吴佩孚、叶开鑫的进攻的；但等到北
伐军集中湘南，向长沙进攻之时起，就转到了大踏步的进攻战。进攻的策略以及后来的发展，
并不如鲍罗庭最初在广州所策划的一样，即在击败吴佩孚之后，不仅循京汉线北上，而且分
兵入赣，再溯江而下，去解决盘据宁沪一带的孙传芳。这在当时军事情势上和北伐军内部的
纷争上，似也是必要之举。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蒋氏于八月十二日由广州赶到，与前方将领
商决第二步军事计划。当时唐生智主张分两路进兵，一攻武汉，一攻江西①，唐氏这种主张，
用意似乎是着重在分别占领地盘。即是他自己要占领两湖，作为发展的根据地，而希望蒋氏
攻占江西，为进取东南各省的桥梁。蒋氏虽对攻取赣、闽，早已胸有成竹，但那时却主张集
中兵力，先攻取武汉，将吴佩孚的势力驱逐到武胜关以北之后，再行东进。也许这是蒋氏不
愿唐生智自成一个局面之故。讨论结果，蒋氏的意见虽然贯彻了，但此一军事见解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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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也是蒋、唐间后来纷争的起点。
北伐军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乘胜向湖北进展，次第击败敌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
负隅顽抗之后，于八月三十一日进抵武昌城下。由于北伐军缺乏炮兵，担任攻城的第四军屡
攻武昌城不克。渡过了长江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却于九月六日占领了汉阳，七日占领了汉口，
乘胜沿京汉路追击败敌—吴佩孚残部；从此武昌成为被四面包围的孤城。
在我到达汉口之前，蒋介石将军鉴于武昌城之不易迅即攻下，亟欲乘胜向江西发展，乃
折回长沙，取道萍乡入赣。湖北境内的军事，交由唐生智指挥；政务则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
达负责处理。
武昌的能否迅速攻下，成为当时各方注意的焦点。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即绕道武昌的
上游地区，步行了整个上午，到前线去视察。叶挺的独立团担任围攻武昌城的任务，他的团
部驻在武昌城南不数里的东湖，是武昌城内炮火射程所能达到的地点。我在火线上留连了一
个下半天，并在叶挺的团部里住了一夜。叶团只有一门七五口径的山炮，据叶挺告诉我，如
果他用这门炮向城内射击，敌军将会有更多的炮弹落在团部附近。北伐军那架唯一的侦察机
常飞临武昌城上空，城内却有几门高射炮向这架飞机射击，在飞机的四周，出现着一朵朵的
黑烟圈。
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
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
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
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
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
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愉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
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
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
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
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
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
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
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
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
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
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
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
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
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
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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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
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
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
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
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
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
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
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
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
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
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
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
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
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
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
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