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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水兵冲突的事件，邓演达由汉口赶程往九江，与九江英领事交涉的结果，照汉口的前例，
派少数中国军警，于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后来，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两天，
陈友仁与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先后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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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照会。至此，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这也可以说是联席会议一个重大的成就。
对英外交的紧张，并没有缓和当时革命内部的纠纷。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办公，实行北迁。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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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正式公告迁都武汉；立即开始办公。可是一月三日，蒋氏忽电武汉，主张国民政府
暂设南昌。因之便爆发了著名的南昌与武汉间的建都之争。
建都之争和汉口收回租界的行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时武汉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对于
蒋氏的主张，大大不以为然。他们奔走相告，迁都武汉是早已决定了的事，何况外交如此紧
张，武汉又是筹款中心，如何能将国民政府改设南昌。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曾电覆蒋氏，
表示不赞成有这种骤然的改变。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蒋氏曾到武汉，意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但不得要领，失望地返回
南昌去了。蒋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军事正
在进行，国民政府应暂设南昌。俟南京光复后，再依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见，建都南京。并
且声言，这是南昌举行的国民中央政治会议所一致决定了的；要求联席会议的要人们遵行。
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则认为建都武汉原系根据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议，经过
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观在无论在外交上，在
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京的话，将来也可以
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
由于这个争执相持不下，也由于蒋氏这次到武汉来，欢迎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一般情绪
总不能算是热烈的；所有“拥护国民党中央领导！”“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等呼声，都使蒋
氏感觉刺耳。蒋氏怀着怅惘的情绪回到南昌以后，便专对武汉的要人出些难题，向宋子文索
款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样一来，更使双方的距离愈趋愈远了。
建都的争执发展成为双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讦，武汉方面有种种谣传，如谭延辏П唤哿簟�
在南昌，不让他到武汉执行职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
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
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
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
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
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
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
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
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
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
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
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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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
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
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
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
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
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
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
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
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
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
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
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
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
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
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
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
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
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
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
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
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
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
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维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他说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达到预期
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讥，
指出鲍罗庭的做法并不是甚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
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动的，因而特别指出我与威金斯基主张的不同，以
减少贯彻他的主张的阻力。他说明他明白我虽也不愿革命内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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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成骑虎，不能退缩；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迁来武汉，集中力量来应付这场斗争。而
威金斯基却一味在那里唱反调和摇摆不定。鲍罗庭最后还是劝告威金斯基，说他的调子事实
证明是唱得已经迟了，现在是不能有所选择了，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结局
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
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
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限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
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
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
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样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
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
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
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