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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
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
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
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
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
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
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
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
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
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
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
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
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
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
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
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
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
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
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
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
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
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
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
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
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
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强权即公
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
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
的胜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
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
际联盟和无赔偿、无割地的和平理想，并于一月八日向国会演说，提出有名的十四点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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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强调民族自决。当时中国一般青年对于威尔逊总统这种主张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国又赞
成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自然更为中国人所乐闻。
可是消息传来，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
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和会根本不加考虑；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议程；
山东问题更因日本与英法早有秘密协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
条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表示过反对，但为势所
迫，抛弃了他对中国的诺言，也公开妥协了。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它
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俩，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企图使北京当局接受和会关于
断送山东权益的条件。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
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那里有甚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
第七章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
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
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腼颜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
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
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
结果，时间愈快愈好。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
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何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
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我这提议立即得到全体到
会者的热烈赞成，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说北京学生尚无学生会的组织，发动一
次共同行动甚为不易，应当乘势组织各校学生会；有的认为向曹汝霖问罪，应该是这一行动
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才能具体的表示国民的公愤。
为了实现这些意见，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
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
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的步骤。推定易克嶷同学任大会
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中发表演说。我们商定了具体进行办法，决定向各
学校同学展开沟通意见的活动。根据这个决定，措词激昂慷慨的布告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
公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群起响应，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时，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北大同学一千多人几乎是全体出席，
其他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在易克疑主席宣告开会，说明宗旨之后，我即登
台发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张。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说，情绪不免有些紧
张。我的萍乡土音又很重，例如“群众运动”这个重要名词的发音，就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
别，不容易为人所听懂；但还是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后来一些同学由于这次演说，常
亲切的笑我“群众运动”这四个字的发音，“群众运动”四字，几乎成为我的浑名。继我上
台演说的是有名的“大炮”许德珩，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还有同学谢绍敏的当场
啮破中指，在一块白手巾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更激起全场的愤慨。大会于是一致
决定联络各校同学，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各校到会的同学们也当场表
示热烈赞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
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
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部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向学们再出校游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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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
诌诌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
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
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
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
中，蜂踊的向天安门出发了。
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达到天安门的。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队伍都如约先行到达
了；总共有三千多人。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以后，队伍即浩浩荡荡的向东交民巷进发，
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白号雄帜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条”、
“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
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预定计划转赴赵
家楼曹汝霖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
宅，打开大门。大队同学即一踊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
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大
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积在宅院中已经捣毁了的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他几位担任
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
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势迅即扑灭了，并并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三十二个向学被陆续
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这日北大同学们游行归来已近黄昏，虽已饥疲交加，但精神仍极抖擞，纷纷议论此后的
对策。我们对赵家楼一幕的表演精来引以为快，但对于三十二个同学的被捕和即将到来的压
迫，深感危惧；几乎都一致认为大事临头，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无退缩的余地。我们决定
五日上午十时再举行学生大会，进行组织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
全国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学李的客
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