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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
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
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国民党
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
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
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
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
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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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
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
的革命性，对象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
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国民党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
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
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
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
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
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国民党的顾
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
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
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
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
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
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
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
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
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
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
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
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
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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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
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那就只有维持
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反共产国际的意旨，积
极发展土地革命，通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
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
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
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
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
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
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
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
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
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
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
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
前的大会，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辏А⑿烨榷荚鱿蠡嶂伦４剩缘霉擦降车暮献鳌�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
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
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
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
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
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
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
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
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
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
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
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
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
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
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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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
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