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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
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
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
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
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
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
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
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
劳动会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②，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
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
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
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
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
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
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
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
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
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
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①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
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
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
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
闭幕。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订于一九二七年五一节举行，嗣因筹备不及，改于六月十九日举行，到会代表
四百余人，二十八日闭幕。通过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等决议案（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页）。
第六章 分裂
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
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
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
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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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暴动来
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
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
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
○”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
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
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
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
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⑿烨ⅰ�
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
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
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
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
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
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
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
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
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
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
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
的动摇性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
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
性，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追随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为“工农小资产阶
级的民主专政”，这似有点欺人自欺了。
其实，所谓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政权，就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势力相
互冲击的基础上，并以地主们所领导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这些军人，有些为了某种原因，
能够暂时容忍工农势力的兴起，但多数则早已对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别厌恶工农势力的军
人，则早有俟机推翻这个政权的企图；同时，他们也看出了这个政府缺乏重心，软弱无能，
一切机构和会议，都像两党联席会议一样，是议论多而少效率的；他们以为假若有所行动，
这个政府亦是无力应付的。
夏斗寅的军事叛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他所统率的国民革命独立第十四师，原驻在
长江上游宜昌一带；军官们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当时湘鄂一带地主土劣们受了农运
打击的一个避难所。他在唐生智、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胜负未分的关头，以为武
汉防务空虚，潜师径袭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
夏斗寅的行动，无疑的也是蒋介石瓦解武汉内部的杰作。宁汉双方虽在分途北伐的原则
上有所协议，暂时各不相犯①；但蒋介石从武汉内部来倾覆武汉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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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当时武汉盛传夏斗寅接受了蒋的委任和经济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兴
高采烈的宣布夏斗寅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斗寅所发动的行动自然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背后有较广泛支持的。湖北境内的杂牌军
队，如驻在沙市的第十五军刘佐龙部，驻在鄂北的张联升、于学忠等部都为之暗中助威；四
川的二十军杨森部更向宜昌移动，为其后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属也有联系，譬如与在河南前
线作战的唐部师长何键以及驻守长沙的唐部许克祥团长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谋。不过他
的行动，似尚未为唐生智所预知，因为这与唐生智那时维持武汉局面，贯彻反蒋目的的政策
是相违背的。夏斗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来逼唐让步。至于张发奎的第四军则
被夏斗寅视为支持武汉的基本部队，是他要打击的目标。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部占领了武昌以南汀泗桥一带的险要阵地，向武昌附近的纸坊进兵，
负责防守武昌的叶挺同志，正在作应战的初步准备，他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匆促的来到汉
口找我，告诉我国民政府要他立即去参加会议，商讨讨伐夏斗寅的事。他那时已升任第四军
第二十四师师长。这个师成立还不满两个月，四分之三以上是新兵，装备尚不齐全，中下级
干部尤感不足（我曾协助他办了一个教导营，调集一些工农积极分子，在那里受班排长的训
练）。当张发奎军长率领第四军主力，包括原由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在内（团长已由周士第同志
继任），出发到河南前线的时候，叶挺这个新成立的师则以战斗力尚待充实，而留驻武昌。
我当即向叶挺表示，他应坚决的担负起反击夏斗寅的任务。因为夏斗寅的叛变是整个反
动派阴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将夏部迅速消灭，其他的同谋者也许不敢轻于响应。现在潜
伏武汉三镇的地主土劣们，都为夏斗寅而欢呼，他们散布谣言，说夏斗寅的占领武汉，不过
是指顾间事。国民政府的要人们已有些张惶失措，他们想到驻守汉口的唐部李品仙师，是否
与夏已有默契，固不能断言，但似不能指望他去抵抗夏斗寅的进攻。而且二、六两军远在九
江安庆一带，救不了近火。只有他能负担这个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