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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运动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为，似乎工农群众任何一个改良要求都是不应当的。
武汉政府对于湖南工农被摧残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外，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严禁
工农的不法行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师武汉以后，军队将径行制裁中共和武汉工农团体的声
浪，也愈唱愈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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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
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
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
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
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
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李
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
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莫斯科代理人鲍罗庭的提议，而他又是根据莫斯科要他尽量应付这
个指示原则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当时对此举的不满，虽不若蔡和森那样愤慨，但
为势所逼，内心的沉痛则很显然。
七月初，鲍罗庭又转告中共中央，谓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
国民政府。这似是莫斯科觉得，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再留
在这样的政府里，和摧残者负联带的责任，未免太不成话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
个指示；我们大多觉得这样做，才是差强人意的表现。
至于这两个人退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并未详加讨论；以为退出行为的本身
即足以对国民党表示抗议。不料谭苏二人的辞呈在措词上竟发生了参差。谭是称病辞职的，
在辞呈并提到“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话；而苏兆征则坦率表示是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
不愿再干。我们当时即觉得谭的措词未免过于软弱；后来共产国际也指摘谭没有完全遵照指
示去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⑧，指斥武汉当局。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
转而奋起反抗的信号。这个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
了！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
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
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中共发表这个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于共产国际曾责备过谭平山的辞呈未能表达中共
的真正意向；所以发表这一宣言，以资补救。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
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
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⑨。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
的电令“不含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
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
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
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
议案：（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
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
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
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
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这一连串的事实，是以郑州会议为发展的关键，国共关系趋于全面破裂的主要经过，也
是汪精卫投靠蒋介石，武汉左派政权丧失其存在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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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在武汉国民党分共的剧变中，中共内部受了沉重打击，顿呈分崩离析之状，几频瓦解。
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被鲁易向汪精卫公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事态严重，不愿内
部稍有参差，无论事之大小，概遵共产国际之指示进行。但我们又都是各有所见的人物，在
国际的约束之下，殊不无郁抑难伸的痛苦；于是，有人消极失望，有人积极挣扎，有人另找
出路等等，都表现出来了。
在国共关系频于破裂的关头，共产国际却一直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六月二十日，中共
中央所发表的声明，只说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并未提到退出国民党的事。七月初，
中共党员实行退出国民政府时，共产国际还是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对于万一国民党径
行分共，中共应如何应付，则并未有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是要中共伙同一些
剩余的左派打着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旗帜，反对汪精卫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让步
代价，以阻止汪精卫的分共行动？亦从未加以说明。
我们觉得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计成败留在国民党内，使汪精卫等不便
立即分共。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单相思，汪精卫决不会因此而罢手。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
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此一目
的即使办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顾问不能够安全回国。由这种推测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主
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我们都预感到暴风雨即将降临。汪精
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
分共”。中共现在发表这个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开的压迫手段。因此，我们采取
紧急步骤，使中共中央组织能安全的转到地下去。至于此后应当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在中
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
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
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
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
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
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
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
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
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
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
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
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
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
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
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
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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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
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
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
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
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
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
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
“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
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
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