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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
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他爱护他的袍
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井党员，在武汉分共的紧
急关头，他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然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下去。这似是时势所迫，
不得不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或不愿纵容那种杀害共党的行为，因强调保护之说。可是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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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虽标榜和平反共，人们都觉得和平其名，纵容杀害则为其实。因而人们纷纷猜测张氏究竟
会追随汪精卫到甚么地步。当时与张氏关系较密的俄顾问们，如加仑将军，即对这位难得的
革命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而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所策划的南昌起事，是由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
团从四军系统中分裂出来为骨干的，这就意味着与张发奎氏直接冲突。周恩来所持的先发制
人之说，也是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挺而走险的做法。加仑将军对之虽没有正面
反对，但他总觉得与张发奎氏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实行所谓“南伐”
⒀，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
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
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
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
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
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
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
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
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
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他还告诉我，鲍罗
庭希望他和我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论的研究，要我主持实际工作。
瞿秋白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在这个紧急关头，不去实际努力挽救中共的
危亡，却在责任问题上勾心斗角，未免太不成话。因而我向他愤怒表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
这次失败的主因，不真诚的去检讨，反而推卸失败责任，是不足为训的。中共中央全体本应
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
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
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
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
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
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环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
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
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
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国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
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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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拚揍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
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盲人
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握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上。我们不满共产国际的
指导，向来不愿多所牵涉。共产国际不应当轻率的废弃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这
决定是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而又富于中国情调的。其次不应当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
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去，企图混水摸鱼。等到这个政策之实行
发生了毛病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弄到不可收
拾。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汪蒋胡诸人，大致说来，干国民革命都颇起劲，而且是有深厚传统的。
他们和苏联做朋友，甚至“以俄为师”都可以，但不会让莫斯科牵着鼻子走。在国民革命道
路上，他们抱着提携后进心理，大概会容许中共党员为革命卖力，但不会容许中共在国民党
内兴风作浪。这些道理，说穿了，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汉们硬是不安分，抹杀一
切，一厢情愿的企图使“国民党革命化”、“联左反右”，进到“拥汪倒胡”，“黄埔中心”，“革
命专政”事情弄糟了，还要“迎汪反蒋”。这一切不是自讨苦吃的画蛇添足之举，便是损人不
利己的胡闹行为。
这些错误的性质从实行的角度看是左倾蛮干，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国的代理人，
更是先后做了许多笨拙和胡闹的事。错误的结果是牺牲了中国革命，整个国民党都先后反了，
国内外反动势力气焰万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下，
要图重振，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图穷而匕现，反动派的反击已打到苏联身上去
了。这就是瞻前不顾后，一味左倾蛮干的报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光明磊落的自
我检讨，寻找出错误的根源作为鲜血换来的教训，真是没有天理！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指导错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没有错，更不可有推卸责任的想法。主
要之点是幼稚的中共无论那一方面也不够成熟，它一直是从错误中学习而长大起来。由于幼
稚，发生了错误是不能过分原谅的，因为这会妨碍学习；不能正确的学习失败教训，那是错
误之尤。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根本就干不起来，中国革命不会这样轰
轰烈烈，而且错误也会更多些。这种说法也对，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检讨共产国际的错误。应
站在国际立场上，严正检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错误，注视在中国所获得的教训，不再重蹈覆
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
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
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
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
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
共领导错误的时候，决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
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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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
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
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
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
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
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
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两人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也获得一些谅解。我曾声明革命失败的责任由中共中央挺
身出来负担，决不要损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中共党员中维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威
信。瞿秋白也曾保证共同要求共产国际在检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具
体政策上发生了偏差，策略运用也不够灵活。这样，既减轻中共中央的责任，也可鼓励中国
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