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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6月初，克里和美国军舰Gridley号驶回加州的长滩（Long Beach）港口。他坚决拥护罗伯特·F。肯尼迪，就在舰船靠岸那天，肯尼迪正在加利福尼亚参加总统初选。克里的舰船正要驶进船坞，一个惊人的消息爆炸开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饭店遇刺，他刚刚赢得加州初选。对克里——这个以约翰·肯尼迪为偶像、期待罗伯特·肯尼迪终结战争的年轻人来说，这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
Gridley号进港了，克里最好的朋友大卫·索恩在港口等待他。当索恩远远看见克里时，索恩伸出食指指着自己的头，就好像举着枪对着自己一样。克里点了点头，他明白这个手势表示罗伯特·肯尼迪被谋杀。
朱莉娅也在港口，穿着一身绿松石色的连衣裙在远处等着克里。她的出现对克里来说是个惊喜，朱莉娅数年以后还能想起见到未婚夫一身戎装、跳过来与她拥抱的情景。这是索恩兄妹和克里欢乐的重逢，但也是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悲痛和哀伤的一天。拥有另一个肯尼迪总统的梦想破灭了，整个国家也都笼罩在这种悲伤之中。反战人士聚集起来，嬉皮反正统文化开始在青年人中间盛行，一些大城市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克里请了几天假，回到马萨诸塞看望了父母。然后还被吸引去了波士顿红袜（Red Sox）棒球队的主场芬威球场（Fenway Park），不是为了棒球，而是为了政治。1968年7月25日，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也是激烈的反战人士，他仍然打算争取民主党内提名，他来到芬威球场演讲，吸引了多达45 000名民众。
“那是波士顿红袜棒球队赢得冠军以来最疯狂的夜晚。”《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罗伯特·L。特纳写道。这是这个棒球场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所有的坐位全都坐满了，5000多名观众不得不站在外面。克里一年前已经在洛杉矶见识过反战场面，现在这位反战总统候选人的演讲让他痴迷，又让他不安。但无论怎样，他仍然是一个海军战士，仍然要上战场。“我在军队中，我正在休假，我听着他的演讲，我对政治异常痴迷。”克里回忆当时的感觉时说。
8月，克里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他从电视上得知芝加哥的反战运动搅乱了民主党全党大会。但是克里无法再在国内的政治混乱中倾注太多的注意力了，在返回越南之前，他还要去圣地亚哥的快艇训练学校，然后还有更残酷的训练——莫哈韦沙漠中的生存训练。1968年9月，克里前来参加逃生、对抗和躲避训练，在该训练中，海员们被当做战俘对待。他们要忍受嘲弄、辱骂、鞭打以及心理骚扰，这些都是为以后他们不幸被俘而做好准备。生存训练营是一场模拟训练，可是训练结束后，克里就要回到越南，真刀真枪地面对真正的敌人。
在分别之前，克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和朱莉娅见面。他们都知道潘兴离开未婚妻去越南，可再也没有回来见她。现在，就在克里和朱莉娅难舍难分的时刻，他们定好了未来的计划：等到克里从越南回来后他们就结婚。克里并不想让朱莉娅独自承担战时未婚妻的等待之苦和重大压力，于是他们只是将这计划告诉双方父母和最亲密的朋友。
1968年11月中旬，克里登上了飞往越南的飞机，他将成为管理六个人的“快艇”船长，负责巡逻海岸线。克里离开祖国，心想自己巡逻越南也许相对安全。可是他不知道在西贡，美国海军改变了作战计划。
四十四号快艇四十四号快艇（1）
1968年12月2日夜晚，仅仅在重返越南两周以后，克里就执行了一个秘密任务。这次军事行动相当危险：他要离开美军驻扎在金兰湾大片的安全区，乘坐掠行艇去搜寻越共游击队。
克里和另外两名士兵在漆黑的水面上执行搜索任务。他们的船刚刚转过弯，克里就遇到了两名划着舢板的越南人。这里属于自由开火区的宵禁区，海军明确规定：任何违反宵禁的人都将被视为敌人，并予以击毙。“上帝真是太仁慈了，他们并没有开枪。”克里说。据他回忆，这两个人被俘虏了，随后快艇把他们带到了一艘更大的船上。后来，克里的船又遇到了两个划舢板的越南人，并把这两个人也俘虏了。
据克里所说，他大约花了几个小时来侦察位于海岸的“六艘舢板或其他东西”，该海岸区是敌人禁止航行的一段交叉海域。克里的小队点燃了闪光信号，接着，那些舢板上的人便冲上了河岸袭击他们。据他的随行士兵回忆，开火几分钟之后，克里就受了伤。2003年，当记者采访他时，克里回忆道：“我是在海滩对越南人的开火中手臂受伤，榴霰弹的碎弹片伤了我的手臂。”
私下里，克里告诉他的历史教授道格拉斯·布林克利——《义务之行》一书的作者——他的M16卡住了。“就在我冲到船上抓起另外一枝枪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手臂上一阵剧烈的刺痛，我看见那儿（伤口）就像受到地狱烈焰灼伤一般。那真是一个蠢笨的行动，甚至不算是一场战斗，但是，那却是我第一次参战，真是令人难以忘怀。”他又补充道，“我甚至都没有看见弹片是从哪儿飞来的。”
对于那次战斗——克里第一次上战场并受伤的战斗，他的两名随行士兵有着几乎相同的记忆。威廉·扎拉多尼斯（Zaladonis）配备了一枝M60机关枪，帕特里克·鲁尼恩控制引擎，他们发现舢板上的人正冲上岸来。这些人拒绝放下武器投降，克里的小队警告无效便开始射击。“约翰下令开火，我们就开始射击。”扎拉多尼斯回忆道。扎拉多尼斯和鲁尼恩都说当时一心射击敌军，根本无暇顾及克里究竟是被敌方还是己方的火力所伤。“我向他们还击了。”扎拉多尼斯说，“我拿着一枝M60机关枪，对越南敌人拼命射击。这时我能看见什么呢？什么也看不见。对我来说，我甚至很难讲我的敌人是否在向我射击。深处枪林弹雨中，你根本不会注意到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鲁尼恩也是如此，他说他也根本不知道身边发生的事情。“想想看，在炮火喧天的战场上，你在不停地打着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在这种噪音下你还会听到什么呢？在战场上你会感到恐惧，紧张也随之而来，只要自己没有受伤，你恐怕感觉不到任何事情。”鲁尼恩说，“我并不确定敌军是否还击，也不知道克里是如何受伤的。我知道他受了擦伤，手臂被弹片擦伤了。”
再回到基地，这次任务的当事人之一、曾短期服役于金兰湾并指挥克里的指挥官格兰特·希巴德中尉说他见到克里受了伤。据希巴德回忆，克里还对他说自己有资格拿到紫心勋章。
然而，希巴德又声称他对此并没有太深印象了。
希巴德回忆，他觉得克里所受的伤并不严重，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怀疑在克里受伤的那一刻，他的船只是否遭到敌人的火力攻击。他又说：“每一位当事人都说：‘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交火。’”但是希巴德声称他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真的，而克里也显然认为自己经历了一场战事。
“克里说过一些有关他受伤的经历，”希巴德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在他的手部或是前臂处有一处弹片擦伤”。36年以后，希巴德说他仍可以回忆起那个类似于指甲划痕的伤口。“我曾被玫瑰刺伤过多次，要比那种‘伤’严重得多。”希巴德说。
在那个时代，紫心勋章的评判规则提到：需要有一个必须医疗机构强制治疗的伤害。而有资格的创伤则被描述为：1抗击美国敌人的任何行动；
2美国已参与或按约定参与的与外国敌对武装力量作战的任何行动；
3与盟军一起参与抗击敌对武装力量的作战（在此冲突中美国为非交战方）；
4因上述敌人或敌对武装力量所造成的伤亡；
5因国外敌人所造成的伤亡。
在那次事件中，另外一位当事人是威廉·沙赫特，他对此次行动进行监督，后来成为海军上将。在2003年，当被问及有关克里的伤口时，威廉·沙赫特回应道：“那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口。”后来在2004年的采访中，威廉·沙赫特拒绝对此进行进一步评论。
希巴德说，尽管他质疑伤口的严重与否，克里仍为了紫心勋章继续对他抱怨。对于他的“委屈”，希巴德回忆，尽管他不记得是否曾经签署过紫心勋章的证书，但他妥协了。
“我仍然记得一些关于此事的疑问和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希巴德说，“最后我对他说：‘好吧，如果真有此事，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在那之后，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显然，他得到了勋章，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
四十四号快艇四十四号快艇（2）
尽管希巴德的办公室通过了克里获得紫心勋章的申请，不过人们并不确定究竟是希巴德同意了克里对紫心勋章的申请，还是有资格的医疗机构证实了其治疗纪录。如果希巴德一直都对克里的紫心勋章持反对态度，而克里又认为权威的医疗机构已经证明他有资格获取紫心勋章，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如此迫切地向上司申请想要得到它。
无论怎样，大约在三个月以后，克里收到了一份文件，文件通知：因他在1968年12月2日的行动中负伤，且严重程度已达到评判标准，故被授予了一枚紫心勋章。这封信是由海军参谋机关中一个名叫唐纳德·A。斯梯尔的人盖的章。现在，他已不在人世了。
在2003年，当克里详细讲述他在越南的经历时，拒绝记者对此事进行采访。2004年，当记者想为此事安排采访时，他的竞选班子又声称采访时间与他的竞选时间表有冲突，故无法安排。在2003年，当记者提及到他的伤口时，克里说那根本就不值得用一天的时间去治疗。在2003年5月他又拒绝公布他的医疗记录和治疗时间，在2004年他同样又回绝了这个要求，而这份医疗记录则可以显示克里获得紫心勋章之伤的严重程度。在竞选过程中，克里一直没有公布这次事件的官方记录。海军历史中心保存了有关克里第二枚和第三枚紫心勋章的记录，中心声称，这里没有第一枚勋章的记录，该记录则是证明克里获得第一枚紫心勋章的重要证据。
无论事实如何，对于一个刚从圣地亚哥派来的、仅仅到这儿才两个星期的年轻官员来说，那都是一个恐怖的夜晚。克里被告知去监视军火走私分子和狙击手，这是个充满危险的任务。像克里一样，鲁尼恩说：“我们几乎要被吓死了。”
1968年12月上旬，克里离开了金兰湾，前往安泰（An Thoi）——一个位于泰国湾的小岛，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这里成了他们的军事基地。安泰成了掠行艇舰队停靠的港湾，而几个星期以前这支舰队还在越南本土海岸线上巡逻，在那里执行相对安全的任务。克里在科德角就喜欢驾驶父亲的快艇，现在他更是深深迷上了这种气派的掠行艇，这种巡逻艇的典型配置是一个船长加上五个船员。五十英尺的艇长使得克里很容易对全船进行监控、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