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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得出结论说大约有100名本来应该随撤退美军一起回国的美国人并没有回来，有的是被俘虏了，有的是战斗幸存者。但是特别委员会说他们不是被“有意放弃的”——因为政府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而是由于官方寻找他们失败而被放到了一边。
该小组经多方努力，长期工作，试图确定剩下的２０００名战争失踪人员的下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商界开始敦促华盛顿重新建立和越南的商业关系。克里和麦凯恩说这些国家的合作使针对越南的贸易禁运放松了很多。罗伯特·史密斯是和克里一起担任主席的人，说这可能会是对越南老兵的一种侮辱。国会最终同意了克里的意见。
作为越战期间躲避服兵役的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发生普通事件时是不会站出来的，他需要一个只有真正的战争英雄才能提供的政治借口。
克里和麦凯恩愿意承担这项辛苦的工作使大家达成共识，首先是在参议院，然后是在白宫，努力结束美国历史上这痛苦的一页。肯尼迪说：“约翰·克里和约翰·麦凯恩所做的工作的确是最近50年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１９９５年夏日的一天，当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东面房间宣布美国和越南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克里和麦凯恩就站在克林顿总统的旁边。在这件重大事件上，他们两人成了这个因逃避参加他们为之奉献的战争而闻名的总统的左膀右臂。
新时代新时代（1）
约翰·克里有让他的职员一直猜测的习惯。助手在描述和他随心所欲的闲谈时说，在闲谈中他经常沉迷于进行魔鬼式的辩护，来暗示他可能或不可能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转变他的立场。这位以前耶鲁政治联合会的主席和公诉人不仅在辩论术上技高一筹，他还善于把他的职员们都拉进他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去。“那真的让人非常沮丧，”克里的顾问乔纳森·温纳回忆说，“即使他的职员都希望克里直接表达他的观点，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人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992年的春天，没有人说服约翰·克里去重新考虑他所提出的对于平权措施的抨击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在雇用和教育方面提供优先权，以此作为对过去各种歧视的矫正措施。“那并不是我们的意见。”温纳说这是克里的意思。“难道有人认为有职员会鼓励他去抨击平权措施吗？”
那时正是新民主时代。民主党内中立派议员正质疑导致了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和1988年迈克尔·杜卡齐斯彻底失败的旧式自由主义。民主党内部的立法者和思想家，如民主领袖委员会，纷纷针对自由主义提出尖锐的问题：自由主义倡导不容置疑的主张，比如社会福利和平权措施计划，是不是正在分裂着国家并且伤害着那些他们本来打算要给予帮助的人呢？
执政党民主党给美国城市开出了强硬的处方，试图以此打击犯罪猖獗和强效可卡因毒品的流行。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申明说：“沉默或者曲解造成了种族问题和美国的城市问题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下一代人也迷失了自己现在是坦白面对的时候了。”而比尔·克林顿，这位在1992年大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中崭露头角的领跑者也宣布，美国必须“提供更多的良机”，但同时也必须“坚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位于国会山的办公室里，克里开始在一个法律簿上潦草地记下他自己的想法。他几个月以来酝酿的思想将形成一篇名为“种族、政治以及城市化议程”的长达五十分钟的演讲。在演讲中，克里认为平权措施是一个“自身具有不可解决的局限性并且会造成分裂的计划”。
该演讲的后果则是一场政治风暴。现在来看，危险的信号是很明显的：约翰·克里，温斯罗普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圣保罗学校和耶鲁大学的学子，激烈抨击这样一个计划——且不论这个计划有什么缺点——它就是为了让局外人参与进去而特意设计的。克林顿，阿肯色州的白人，一个酒鬼的继子，选择了另外一个让中产阶级大失所望的议案。他把他呼吁改革原来让一代代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们陷入贫穷之中的福利计划上。“我们应该坚持让人们从受福利的名单中消失并且出现在工作的名单上。”那一年克林顿对他的选民们这样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1992年3月30日克里的演讲带来的。在短短几个月中，克林顿在耶西·杰克逊牧师彩虹联盟大会上进行了自己这一竞选年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克林顿谴责在座的修女苏珈（Souljah）肯定洛杉矶暴民行为是对白人压迫的正当报复。克里则来到耶鲁大学庄严的大厅中，面对着100个常春藤联盟的学生进行演讲。
还有一点，克林顿从不必像马萨诸塞州自由党政治联盟这样令人敬畏地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克里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想让你们深思今天美国现实中令人担忧的局面：一个充满暴力、充斥着毒品、犯罪泛滥的现实；一个文明社会生活制度已经崩溃的现实；一个家庭分裂的现实；一个盗贼猖獗、人们担忧的现实；学校已经不再是高枕无忧的象牙塔，居民社区时时充满戒备。”
“我想让你们深思这样一个现实：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生婴儿生下来就只有单亲妈妈抚养；年轻人在暴力事件及自杀事件中的死亡率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的死亡率还高；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完成高中学业，即使那样，他们也只能勉强识字；艾滋病的蔓延以及孩子的无家可归已经成了社会越来越严重的毒瘤；相当多的家庭几乎一直依靠福利政策生活；相当多的学生不再带午餐盒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枪支”
那将会是很简单的，克里对耶鲁政治联合会的成员们说，他在校时曾经主持这个辩论协会，“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罪于种族主义，并且毫无疑问的是白人种族主义一直存在于我们社会中，而且是丑陋的，阴险的但是让我们进退两难的问题和原因远远要比种族主义更深奥、更复杂。它们植根于历史上各种公民权利运动的多变本质中，植根于种族关系动荡的历史以及深深的种族偏见。”
在这里，克里开始滑到一个危险的政治区域中。克林顿和其他人是把种族问题从犯罪和贫穷的因素中排除——他们指出对每个人，不论其种族如何，在义务和责任上都应该坚持相同的标准。与此相反的是，克里却在谈论城市犯罪问题和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就业帮助时牵扯到了种族问题。事后，他解释说，他当时努力证明的一点就是国家正在集中进行的平权措施计划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万能药，却恰恰让少数民族备受折磨；并且还提出应该采取传统价值观来补充该平权计划。但当时克里的听众们可并没有听到这样的话。
“事实上正是平权计划总是让美国人一直在考虑种族因素。”克里说。克里仍然坚持支持平权措施计划。他略述了计划的代价，尤其是种族优先权所培养出的对白人的怨恨。“我们不能对市民布道什么是公正，然后却漠视他们对于联邦法律和规章中真正的公正所提出的合理问题。”克里说。
助手回忆说，克里演讲灵感的一部分产生于他从蓝领阶级选民那里听到的内容。尤其是在波士顿邻近的一些地区，居民对70年代中期法院所强制的用校车送孩子们上学，以及同时期联邦法院命令城市的警察局和消防队雇用更多的少数民族作为达到种族融合目的的方式，一直都怀有挥之不去的怨恨。
但是，在那些法院所进行的尝试之后所发生的丑陋的种族冲突，仍让国家白人自由主义者处于尴尬的境地，法院试图纠正长达几十年的种族歧视的模式。一种政治的正确性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传媒文化中扎根。大胆直率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代表人巴尼·弗兰克嘲弄“nosapostas”的这个词——自由主义者“并不准备”谈论的事实。尤其在种族问题上，他们没有退路，虽然种族问题意味着年轻的非白人种族即使有相当出色的考试成绩，他们还是有可能无法成为警察或者消防员。
新时代新时代（2）
在耶鲁的演讲中，克里直接向自由主义的正统信仰挑战。“他总是因为只被看做一个马萨诸塞州普通的民主党人士，并且一直都在泰德·肯尼迪的荫蔽之下而气愤不已。”他的民意测验专家托马斯·基利那时候说，“他努力对公众宣称，他在思考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克里的耶鲁演讲之后，公众的猛烈批评如潮水般涌来。许多老友和他的支持者公开谴责他拿种族问题当诱饵。马萨诸塞州黑人决策委员会立法机构的参议员兼主席比尔·欧文对国家最有名的种族主义者做了尖刻的比较：“大卫·杜克本来可以强调，占大多数的白人并不喜欢平权措施计划。”
波士顿城市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曾经赞扬克里不想当“一个自由主义的恐龙”。泰德·肯尼迪高度赞扬他这个后辈同事的演讲“对一个重要的国家辩论在种族歧视问题上，以及在消除种族歧视最有效的途径上做出的有思想性、有建设性的贡献”。但是媒体，尤其是《波士顿邮报》，都对克里的演讲充满了攻击性的评论。
在克里波士顿的办公室里，许多愤怒的电话让助手应接不暇，他的发言人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的确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克里在星期一发表了他的演讲。星期五，在同地方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控制破坏行为的会议上，克里安稳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对于平权措施计划，“我所指的是导致怨恨增长的问题。”克里在那个星期坚持这么说。“对于这个健全可靠的平权措施计划，我没有改变我原来的想法。”
这之后的星期天，在地方性的电视圆桌会议上克里的演讲也受到了批评。克里再次试图阐明他的讲话，说那不仅仅是关于平权措施计划的一个演讲。“演讲是关于为什么我们不能推动美国来处理在我们城市中正在发生的问题。我说这些的时候并不退缩，如果对在我们城市中发生的问题的整个解决方法只是依靠于一个计划，而且是一个只是解决表面问题的计划，那我们就会有麻烦。”
几个月之后，克里承认他本应该和他的朋友以及支持者一起审查他的演讲稿。但是他仍然站在他自己重要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个感觉，即我们需要为人们做一些事情，并且让人们知道我们愿意帮助人们去帮助他们自己。”他说。克里在发表他的耶鲁演讲的时候，他许诺会有一系列关于种族和美国城市问题的谈话。但在事后的政治风暴中，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把那段时间里因克里演讲而引发的种种抨击联系起来，人们纷纷猜测他的个人野心驱使他打击克林顿，企图问鼎副总统。而克林顿当时是民主党提名中的一路领先者。克里已经对克林顿的竞争对手以及他在参议院的前辈保罗·松加斯表示支持，并让自己的职员为他们服务。
松加斯把他的竞选延期到3月末，那时克林顿获得提名已经志在必得了，而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