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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了，你知道的。”
莱姆皱起眉头。
萨克斯猜：“是发脾气吗？”
“哦，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继续说吧，”莱姆说，努力忍住不耐烦的情绪，“告诉我们他还说了什么。”
“就这个，只有这些了。我正要告诉你，我的意思是，只有这么一点小事。是这样的，他说话的方式就和过去一样，还是那副老样子你知道他打电话来都怎么说吗？”
“怎么说？”莱姆接话。
“他第一句话总是说‘我是埃里克’，而不是‘你好’或‘约翰，最近好吗？还记得我吧？’他绝不会，而总是说：‘我是埃里克。’从那次火灾后我就再也没和他说过话，而他打电话来怎么说？还是：‘我是埃里克。’事情过了那么多年了，我离开了他，拼命地努力工作而他打电话来的态度就像我还在替他工作。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那时他的口气好像有些事情是我的责任一样。就像你记下了顾客点的菜，而当你把食物端上去时，他们却说那不是他们点的东西。但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他们自己改变主意，然后把事情弄得好像是你搞错了一样。一切都是你的错，你就是那个故意惹麻烦的人。”
萨克斯又说：“你能告诉我们有关他的事吗？比如他还有哪些朋友？常去什么地方？有哪些爱好或是习惯？”
“没问题，”那飞快的语速又来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魔术。”
“什么？”莱姆问。
“魔术就是他的朋友，他常去的地方和他的嗜好。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没别的了，他早就全身心地投入他的职业里了。”
萨克斯问：“那么，他的思考方式呢？你知道他是怎么想事情的吗？”
一阵长长的沉默后：“三年了，从那场大火发生后，我每星期用两个五十分钟的时间去想清楚这个人，但我无法办到。他还是在伤害我。我”济丁突然发出一阵刺耳又怪异的笑声，“你们听懂了吗？我刚才说‘伤害’，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阴魂不散’，他就像鬼魂一样一直纠缠着我。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会怎么说？下星期一上午九点我该再把这些事情和心理医生分享，对不对？我始终在他的纠缠下无法脱身，而且对他那什么该死的思维方式一无所知。”
莱姆看见所有人都因这个人的胡言乱语而生气地皱起眉头，于是他说：“我们听说他的妻子死于那场大火。你知道什么和她家人有关的事吗？”
“玛丽？我不清楚。火灾意外发生时，他们才刚刚结婚一两个星期。他们是真心相爱的。我们以为她会使他安定下来，让他少来纠缠我们。我们都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真的一点也不了解她。”
“你知道还有谁认识他吗？能不能给我们几个名字？”
“亚瑟·罗塞是他的第一个助手，我是第二个。我们都是他的小鬼。大家管我们叫‘埃里克的小鬼’，每个人都这么叫。”
莱姆说：“我们已经打电话给亚瑟了。还有别人吗？”
“我只想到一个人，他那时候是豪斯伯马戏团的经理。他叫爱德华·卡德斯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现在应该是在芝加哥当制作人。”
塞林托抄下这个人名字的拼法，然后问：“威尔后来又打过电话找你吗？”
“没有。他也许只是不需要我了。但只用了不到五分钟，他就伸出魔爪伤害我，纠缠我。”
我是埃里克
“哎呀，我不能再说下去了。我还得去熨制服，星期天一早要值班，实在很忙。”
对方挂断电话后，萨克斯慢慢走到电话扩音器前，压下断线按钮。“真受不了。”她咕哝说。
“他需要多吃点药。”塞林托也说。
“不过，至少我们找到一条线索了，”莱姆说，“马上追查卡德斯基。”
梅尔·库珀再次离开客房，几分钟后回来时，他已打印出一些剧院公司的资料，并查出卡德斯基目前是风城芝加哥南华尔街上的一位制作人。塞林托马上拨了电话。不出所料，在星期六的晚上，接电话的只有应答机。于是，他录下了留言。
塞林托说：“他让助手的生活陷于不安，他的情绪不稳定，是受过伤的人。可是，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变得如此令人生厌？”
这句话让萨克斯抬起头来。“我们打电话去问特里。”
特里·多宾斯是纽约市警察局的心理学专家。尽管那里的专家不止他一人，但他却是唯一擅长行为分析的专家，这是他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习和磨炼出来的特长。多亏媒体和一些通俗小说的帮忙，使得大众对“心理描述”一词耳熟能详，而且了解它的价值——但对莱姆来说，他觉得这种方式仅适用于某些类型的犯罪。大致说来，一般罪犯的心理层面其实毫无神秘可言。不过，碰上这次既不明白疑犯犯罪动机、也无法预料谁是下一个受害者的案件时，行为分析确实可以帮上很大的忙。它能让侦察员获得一些线索，或找出对疑犯有一些认识的人，能预估他的下一个动作，安排诱饵在适当的地点，执行跟踪，或回头参考过去一些相似的犯罪。
塞林托马上翻开电话簿找到纽约市警察局那栏，直接打电话到多宾斯的住处。
“特里。”
“朗，你那里有麦克风回音，我猜林肯一定在那里。”
“没错。”莱姆发出声音。他向来喜欢多宾斯这个人，当年在他发生脊椎受伤意外后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人便是他。莱姆记得，这个人对足球、歌剧和神秘难解的人类心理三者的研究可说难分上下，而且同样热爱。
“抱歉，这么晚打扰你，”塞林托说，但口气一点也没抱歉的意思，“可是我们需要你帮忙分析一位难缠的疑犯。”
“是新闻上说的那个人吗？他今天早上在音乐学校杀害了一名学生？很可能又杀了一位巡警？”
“没错。他还杀死了一名化妆师，也险些让一名骑马的女士丧了命。由于这些被害人差异很大，两名女性，一名同性恋男性，没有任何性侵害行为，这使我们无法从中判断出任何线索。而且，嫌疑犯还亲口告诉林肯，说他明天中午就要进行下一次谋杀行动。”
“他‘亲口’告诉林肯？用电话？还是写信？”
“是当面说的。”莱姆说。
“嗯，肯定是一段很精彩的对话。”
“精彩到令你难以置信。”
塞林托和莱姆开始对多宾斯讲述这次案件的情节，尽可能把知道的一切都对他讲了一遍。
多宾斯在提了好几个问题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我看出有两种力量在驱使他，不过这两种力量会彼此强化，最后达到同样的结果他还在从事表演工作吗？”
“没有了，”卡拉说，“从那场大火后，他就没登台了，至少没有人听说过。”
“公开表演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经历，”多宾斯说，“它具有很大的驱使性，因此当一个曾经成功的人在表演上遭到挫败时，他所感到的失落感也会相对增大。演员和音乐家——我猜，魔术师可能也一样——都会尽其所能延长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刚才说的结果是：那场大火基本上已彻底毁掉了这个人的一切。”
消失者，莱姆想到了这个名词。
“因此，他现在的动机已不只是成功的野心、不只是想取悦他的观众，也不只是把自己全身心地献给他的职业，除了这些，他还添加了愤怒。这是由于第二种力量所引起的：那场大火让他身体有了残缺，伤了他的肺部，对身为公众人物的他，会对这些缺陷特别敏感。这会使愤怒成倍地放大。我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歌剧魅影综合征’。他会把自己视为怪物。”
“所以，他想报复？”
“没错，但这不一定像字面意思那么简单：那场火可说‘谋杀’了他——谋杀了他旧有的自我——这样一来，他在谋杀他人时，或许会觉得舒服些；可以减少愤怒累积在他心中的焦虑。”
“那么，为什么挑选这些人呢？”
“目前还无法知道。你再说一遍他们的职业？”
“一位音乐学校学生，一位化妆师和一位律师。不过，疑犯用‘骑马者’来代指那位律师。”
“在他的愤怒之中，必然有一些附带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目前的资料不够，还无法判断。但是，根据书中的说法，这些愤怒情绪的附带物，都会涉及过去生活中的‘坩埚时刻’——指那些极重要、改变命运的时刻。也许他的妻子是个音乐家，或他们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至于化妆师——也许是一种母亲的代表。例如说，他可能觉得和她在一起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坐在浴室里像个小男孩一样看着她对着镜子化妆。至于马的部分？谁会知道呢？也许他和他父亲曾一起骑过马，而他觉得开心极了。像这样的快乐时光，如今都由于那场大火而不复存在了，因此他才可能把目标锁定在会勾起他回忆的那些人。要不，理由也可能完全相反：那些被害人所代表的，正好是他最不愉快的经验。你们不是说他的妻子是在排演的时候遇难吗？也许当时现场有音乐在演奏。”
“可是，他精心设计了作案的计划，跟踪这些人，找出他们并加以杀害。”莱姆问，“这一定是经过好几个月的深思熟虑才能成形的。”
“思想是可以止痒的。”多宾斯说。
“还有一件事，特里，他会对想象中的观众说话等等，我一直以为他是说‘可贵’的观众，但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是用‘尊敬的’这个字眼。他和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像真的有人在现场一样。‘现在，尊敬的观众朋友，我们即将进行什么什么什么。’”
“‘尊敬的’，”心理学家说，“这是很重要的。在他失去职业舞台、失去最爱的人之后，他转变了他爱的对象，把他的爱转移到观众身上——一种不具人格的多量化对象。对于只喜爱群体或大众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漠视单独的个体，甚至对他们造成威胁。这并不单指陌生的人，即使是他们的父母、伴侣、孩子，家庭成员都一样。”
莱姆突然想到，约翰·济丁说话的语气，就像一个被父亲虐待的孩子。
多宾斯继续说：“而在威尔的案例中，这种思绪模式更加危险。他并非对‘真正’的观众说话，而是对想象中的人，这让我想到：真实的人们对他来说已不具任何意义。即使他要大开杀戒，也不会因为屠杀的对象太多而心软。这家伙会成为相当麻烦的人物。”
“谢谢你，特里。”
“如果你们逮到他，请通知我一下，我想要花点儿时间研究他的心理。”
挂断电话后，塞林托马上说：“也许我们可以”
“去睡觉吧。”托马斯说。
“什么？”这位警探问。
“我说的不是‘可不可以’，而是‘必须如此’。林肯，你马上睡觉去，而其他人，都给我离开。你看起来脸色既苍白又疲倦，在我的看护之下，绝对不允许有人发生心血管或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没忘记的话，我早在几小时前就要你去睡觉了。”
“好吧、好吧。”莱姆妥协了。但老实说，他也真的累了。此外，尽管他没对任何人讲，但先前那场火的确把他吓坏了。
于是，专案小组成员开始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