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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人员中还有几个人听说在哈尔滨市内设有一个‘马鲁太’的特殊集中营。但是却不知道那里的实际情况如何。因为管理特设监狱和押送‘马鲁太’，是由不同的组织分别负责的。管理监狱由特别班员负责；从集中营押送‘马魯太’则由哈尔滨宪兵队总部承担。”
“关押在集中营的‘马鲁太’，除部分人外，都不带手铐和脚镣，特别注意不露出将送往731部队的迹象。在‘马魯太’中也有中国青年，他们听说这里可帮助找工作，什么也不知道地就被关进了集中营。”
据说，当时在731部队人员之间，这些事曾经成为话题。根据迄今搜集到的证词综合进行判断，“马鲁太”大致有三个来源：
（一）在华中和华北战场上俘虏的八路军战士和干部、国民党军官兵以及城市、农村里由于同抗日斗争有关连而被捕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日军）利用军用列车把他们由各地的俘虏收容所运往哈尔滨，直接押送到731部队中去。
（二）在哈尔滨市内及其附近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官兵（情报部人员）以及白俄和他们的家属。首先把他们关在哈尔滨市内的“保护院”里，然后由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或宪兵队押送到731部队中去。
（三）哈尔滨市郊外“忠灵塔”附近的集中营里关押的一般中国市民。他们几乎都是由于受骗而被迫当了“马鲁太”其中似乎也有仅犯了盗窃罪的刑事犯。
平时白天值班的司令官，还要接着进行夜间巡视，但是在“马鲁太”押送到731部队的这一天晚上，停止进行夜间巡视。关于“马鲁太”的信息，属部队内部的绝密。
居住在福岛县的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宪兵M·M先生寄来了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你（在书中）记述说哈尔滨宪兵队总部负责押送哈尔滨市忠灵塔附近的“马鲁太”集中营中的“马鲁太”，但是，我相信根本没有那种事实。
当时，哈尔滨市包括近郊在内设有如下的分队和分遣队。各分队之间联系十分密切。相互之间交换情报自不待言。连司法事件都保持着合作态势。
当时，为了日满亲善和推行国策，为了尊重中国人（当时称作“满洲人”）的习俗，增加亲日感情，我们宪兵一直在充分地执行人道主义的任务（原文如此，摘自来信原文）。
但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中，曾配属于731部队的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特高课班长仓员宪兵供称：“我的职务就是从哈尔滨往731部队押送犯人。”
“先由宪兵队总部打电话下达指示，通知我们去领人（‘马鲁太’）。这一通知是下达给田坂曹长的。”
“押送囚犯主要是在夜间进行。我们领到囚犯之后；乘坐押送车，前往平房火车站，以便交给731部队。在那里，我们的车停在大门口，由一个人走近哨兵所，同哨兵进行联系之后，哨兵同营地内的监狱值班员通电话，尔后值班人员出来，把这批囚犯护送进监狱”。
特设监狱中的“间苗”
“731部队的特设监狱是进行活体实验的场所，在这里最悲惨的事情是”马鲁太“的”间苗“。
刚建成时每栋楼有20至24间单人牢房，但是后来，一层楼约有近一半的房间巳”转用“为器材仓库和集体牢房了。
可是，到了1943年，由中国各地押送来的俘虏急剧增加，他们利用货车把”马鲁太“送到731部队。
由于这种缘故，原则上一直作为单人牢房使用的特设监狱的牢房，由于”马鲁太“源源不断到来，变得拥挤起来。
“按规定，原则上每间单人牢房关押两个人，但是这时，‘马鲁太’的人数增多，巳不允许遵守这一原则。每间牢房塞进了三四个人，各种实验开始出现了局部的紊乱现象。‘间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开始时，731部队的领导对于往牢房里塞“马鲁太”表示欢迎。在一间约有四至六块榻榻米那么大的单人牢房里关押三个人，“马鲁太”就只能身靠身地睡觉、吃饭。部队领导人注意到“过密”状态，认为实行鼠疫等各种细菌的集体感染实验，这是绝好的环境。于是，首先给一个“马鲁太”注射鼠疫菌，然后把他放进过密状态的单人牢房中进行观察，看其他的“马鲁太”是怎样受感染的。
原部队人员说：“可是，不那么容易发生想象中的集体感染。只有肺鼠疫，大致在两三天内就能够传染到同一牢房里的‘马鲁太’身上，但是其他的传染病一下子蔓延不起来，据说‘马鲁太’中有些知识分子，他们懂得预防感染的知识，相互转告预防方法，并在单人牢房中付诸实施。在‘马鲁太’中有许多比我们头脑更加优秀的有教养的人。企图使他们患传染病的731部队人员同防止患传染病的‘马鲁太’之间，每天都展开了智慧的攻防战。”
于是，他们想出了“间苗”的办法。在特设监狱的右端有一间浴室，同它相邻的是设有床铺的特别处置室。“间苗”就在这里进行。“间苗”的对象是那些虽多次被当做活体实验材料使用，但是仍然顽强地活下来的“马鲁太”。
出现这种顽强的“马鲁太”自有其原因。731部队把鼠疫菌视为“主要武器”，进行了大量增产。但是利用培养器大量培养出来的细菌具有毒性越来越弱的特性。为了制造即使进行（大量）培养毒性仍不消失的鼠疫菌，就必须首先取得毒性更强的菌种。
因此，高桥班人员想出了一种在“马鲁太”身上一次又一次地“移注”鼠疫菌的办法。首先给“马鲁太”A注射鼠疫菌，确认此人患鼠疫死亡。人体在死亡前血液、淋巴液中产生的抗体和鼠疫菌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鼠疫菌在同抗体进行的斗争中获胜后，毒性相应地增强。再把“马鲁太”A的血清注射到“马鲁太”B身上，侵入身体的毒性更高的鼠疫菌和“马鲁太”B的抗体又展开斗争，产生毒性更强的鼠疫菌。然后，再把它注射到“马鲁太”C身上这是进行旨在培养剧毒性（细菌）的作业。
高桥班利用这种方法制造出了毒性更大、更凶恶的鼠疫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经过注射血清，人体内的抗体也变得更加顽强。“马鲁太”被注射鼠疫菌以后，虽一度陷入病危，但是其中有的人也会幸存下来。这些“马鲁太”不仅对鼠疫菌，而且对其他细菌也具有同样的免疫力。
在防疫研究上，这些“马鲁太”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如果让他们活着，就没有收容大批接踵而来的新“马鲁太”的空间。于是在“间苗”上采取了当场致死的方法。
特别班人员把幸存下来的“马鲁太”由单人牢房带到特别处置室来。曾经多次成为实验对象的“马鲁太”巳如惊弓之鸟，他们不肯离开牢房。于是，站在“马鲁太”一边的身带手枪的特别班人员佯称：“已决定释放你出狱了，所以先去注射预防疫苗。”就这样把他们骗出来。
“马鲁太”被带进特别处置室以后，首先在他们的手腕上注射20克哥罗仿麻药不到一秒钟，只见“马鲁太”气喘不止，翻着白眼，呼吸困难，身上不停地起鸡皮疙瘩，终于断气进行这种“间苗”，最多每月达20人左右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幸存下来的“马鲁太”，终于被杀死了，真是残酷啊！
一个原部队人员这样回忆了“间苗”时的情景。
“快送活体来！”
特设监狱的一角设有一间浴室。这是“马鲁太”的专用浴室。原则上规定每周洗一次澡，但是，有时根据对“马鲁太”进行实验的目的不同，也会给予他们多次入浴的机会。
仅在洗澡时，多数“马鲁太”可以去掉手铐，在全副武装的特别班人员的监视下，几个人编成一组一起脱光衣服。
8号楼关押着女“马鲁太”。据原部队人员说，其中有一个人是有名的中国军阀首领的情妇。
女“马鲁太”洗澡同样也在特别班人员的监视下进行。据说“监视”年轻女人洗澡，是特别班人员淫猥的乐趣之一。
让刚刚押送到731部队的“马鲁太”洗澡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健康的实验体。洗完澡以后，为俄国“马鲁太”准备了相当高级的黑面包和肉汤；为中国“马鲁太”准备了松软的肉包子等晚饭。为了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晚上九点钟就熄了灯。
翌日清晨，各研究室派来的人在特别班人员的陪同下，巡视每个单人牢房。这是为了预约实验材料，虽然有点像在妓院里挑选妓女似的，但是，在栅栏里关押的却是“马鲁太”。
根据有关人士共同做出的证词，“马鲁太”中，中国人占70％，俄国人等外国人占30％，其中包括朝鲜人和蒙古人；从年龄看，绝大多数是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的人，四十多岁的人就算年龄最大的了，没有一个五十岁以上的“马鲁太”。
他们从窥视窗巡视了刚关押进来的“马鲁太”以后边走边说道：
“我们要那个高个子的吧！还有二号牢房里关的那个红脸胖子也不错。”
“是XXX号和XXX号吧！明白了。”研究室派来的人和特别班人员之间进行着评议，这是杀害“马鲁太”的评议和选择。
有时，连这种评议也可以省略掉。各研究室打个电话来订货：“无论什么体型都行，请适当地找出20个健康的‘马鲁太’来！”
731部队的特点是，不仅军人而且文职人员也在进行这种恶魔的订货。各研究室派出的人都是有文职人员身份的医学工作者，是研究人员，也是助手。
顺便提一下，部队里有一个图书室，保存着不少医学书籍，如巳故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冈岛敬治著，该校医学博士谷口虎年修订的《解剖学》（吐凤堂发行）、《病理解剖术式》（陆军省医务局内陆军军医团发行），西成甫、铃木重武著《改订人体解剖学》（岩波书店发行）等。这些医学书籍上都盖有蓝紫色的“石井部队图书”的椭圆形印章，供队员们利用。
部队里许多医学工作者以医学的名义挑选健康的人作为活体实验材料像生活消费资料般地消耗掉。“那家伙反正要判死刑，如果同样都是死的话，那么就先让他对人类做出贡献后再死。”这种逻辑一直在731部队的医学工作者中通行无阻。
“马鲁太”个人小传
为了把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马魯太”作为活体实验材料来使用，需要办理一系列的手续。
首先，第一部各研究班确定研究主题，并由班长（高等官）向委任官级的文职人员下达“调进马鲁太”的命令。
领取时，不能凭口头，需要书面申请。在申请书上填写研究课目、使用“马鲁太”的数量等必要事项之后，经器材部部长批准，再去副官（卫生中尉）室提出书面资料，加盖队长印章获得许可，再将它送往特别班后才能领取必要数量的“马鲁太”（从第XXX号到第XXX号）。
领到“马鲁太”之后，在仔细询问病历的同时，还要详细了解迄今实施的实验情况，并进行严格的体检。
进行这些检查，是技术员和下士官的工作。如果“马鲁太”超过10人时，在安达进行露天实验，而通常室内实验只限3…5人。
办完以上领取手续之后，开始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必须准确，具有科学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