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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市发生伤寒病的同时，在新京（今长春）火车站的后面以北大约一公里附近的贫民密集区——三不管地区突然发生了鼠疫。
“三不管”这个地名，是俄国、中国和日本三国都不管的意思。日俄战争以后，日俄之间为了避免发生国际纠纷，在南满铁路新京车站附近设置了军事缓冲地带，即使在满洲国成立以后，“三不管”仍然作为一种治外法权地区杂居着许多白俄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形成了一个小傅家甸似的魔窟。
山田清三郎在《细菌战军事审判》一书中写到三不管地区发生鼠疫时的情景，他做了如下的记述：
“当时，在三不管这个狭小的有限区域内，集中居住着700户、5000名贫民。身着白衣的防疫队像雪崩般地涌进这一地区，隔离患者、强行检查、打预防针、逐户进行消毒等等。整个魔窟像捅了马蜂窝似地闹得天翻地覆，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之中。”
传染病的发生，并不限于这些。接着，在哈尔滨市东北20公里附近、松花江南岸的滨江省阿城县的满蒙开拓团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们饲养的羊、马患了原因不明的疾病连续大量死亡。
在一系列传染病蔓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细菌的人靶
关于1940年夏季在哈尔滨市内及附近城市发生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关东军当局说明了种种原因。
农安县流行的鼠疫是“由于大兴安岭的老鼠窜入市区，把鼠疫跳蚤传播到人家的缘故”。而哈尔滨市内以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发生的伤寒病和三不管地区产生鼠疫患者的原因被认为“饮食街不卫生，灭鼠不彻底”。
“在团营的大羊困里，饲养着1000只左右的羊，每天由二三名放羊的的苦力（指雇佣的中国牧羊人）放牧饲养。母羊生小羊，小羊再生小羊本应不断繁殖却越来越少。既没有被偷走，也没有被屠宰，而是患了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大量的羊死亡，至战争结束时，减少到不足200只，我们每天吃羊肉都吃腻了，剥下的皮涂上食盐，送往鞣皮工厂（由开拓团的一家老百姓经营）进行加工，然后，用经过加工的鞣皮做成大衣、背心和袜子等，由于满洲的冬天严寒，深受开拓团团员的欢迎”
当时，住在三棵树附近的天理开拓团团员风间博曾就“难以理解的大量羊群连续死亡”一事寄来一封信。羊群发生病死的同时，731部队派调查部队进入了开拓团，最后以“原因不明”而了事。
急性传染病的蔓延和结束，有着以下共同的现象：其模式是：一、传染病突然发生；二、为查明原因和预防蔓延，出动731部队；三、短期宣告结束；四、强行赶走居民，并拆除发生传染病地区内的民房、整顿街道、强制患者进行检查和隔离。
例如：三不管小魔窟内发生鼠疫而死亡的患者只有几个人，但是，当鼠疫骚动告一段落之后，关东军命令全体居民迁往两公里以外的“宋家窪子”临时修建的村落去居住，工兵队以“彻底防疫”的名义把三不管街巷全部炸毁（据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
傅家甸地区发生伤寒病时，731部队诊疗部人员前来进行消毒、隔离患者和给居民进行检查时，还派来了许多关东军宪兵队员、特务机关人员和工兵队人员。
据有关人员的记忆，“在预防伤寒的名义下，关东军宪兵队一个不漏地搜查当时居住在傅家甸的白俄和中国人聚集场所——地下赌博场——这里是由武装的中国土匪把持着，并以‘隔离预防’为借口抓走许多俄国人和中国人，然后破坏了建筑物”。
曾在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工作过的一个宪兵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虽然没有明确断定就是如此的根据但是，当时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哈尔滨市内来历不明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蠢蠢欲动，间谍潜入了傅家甸企图侦察设于平房的731部队的秘密以及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和装备内容等，必须以发生某件事情为契机对大魔窟进行彻底搜查，并将它置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这是宪兵队司令部经常在研究的事情发生伤寒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731部队内有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叫做“密特”的集团，他们一到晚上就化装外出，潜入哈尔滨市内。这些人属器材部和第三部，都是经过选拔的擅长格斗和外语的人。
“密特”人员负有何种任务，在干什么？只有石井部队长等极少数领导人才知道。
“密特”人员利用黑夜乘上涂黑了的汽车，不知去向地离开部队，有时一个多月才归队。“出差去南京”、“出差去海拉尔”、“联系工作”这就是“密特”人员销声匿迹的名义。
当时曾在特别班（负责管理“马鲁太”）工作过的人员说：“有时夜间把已作为传染实验体的‘马鲁太’悄悄地运往部队以外地区。”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人们怀疑1940年在中国东北各地发生的伤寒和鼠疫，很可能是731部队和关东军宪兵队总部以及特务机关三者进行的秘密“联合作战”。
那么，当时，在“满蒙开拓团”的部分地区内猖獗一时的“原因不明的羊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除731部队外，在关东军还有另一支叫做“军马防疫厂”（满洲100部队）的细菌部队。
1935年编成的满洲100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在高桥兽医中将领导下由若松兽医少将任第100部队的部队长。
100部队是一支以731部队的研究实验人才为基础新设的以家畜和植物为对象的细菌战部队。部队的根据地设于新京（今长春）以南约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部队人员共800人，比731部队的规模略小些。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幢十分坚固的混凝土两层楼和许多研究室。
100部队分为从事细菌战实战研究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二部的组织情况如下：
第一课：制造炭疽菌，进行有关的研究实验。
第二课：制造鼻疽菌，进行有关的研究实验。
第三、四课：制造其他流行性兽疫菌，进行有关研究实验。
第五课：制造黑穗病菌和叶斑病菌，进行有关研究实验。
第六课：制造牛疫病菌和研究制造其他化学性毒物。
这里出现的炭疽菌，包括侵袭人畜和侵袭植物的两种。100部队研究制造的主要是侵袭动物的炭疽菌。这种叫做炭疽的病，是一种十分顽固的炭疽菌。从伤口或混在食物中进入动物体内以后发病，引起败血症。在发高烧的同时，全身粘膜出血，半天或一两天内症状加剧就会死亡。这是一种相当厉害的疾病。
所谓鼻疽病是一种马、驴的特定传染病。感染以后，从鼻孔里流出大量的鼻涕，一般在两个星期内就会死亡。除马以外，狗和羊也会被传染。由于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这种病成为家畜的大敌而为人们所知晓。它对人也会感染，严重时，使人几乎在两三周内就死亡。
100部队利用这些病菌进行着消灭中国和苏联军队的军马和农村地区的家畜的实验和研究。
炭疽病和鼻疽病也会传染给人。把注射了病菌的牛、马或羊悄悄地放入敌区，军马、家畜就会相继受到感染，也会感染饲养牛马的人。100部队的着眼点就在这里。
100部队拥有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茵500公斤、黑穗病菌100公斤的年制造能力。
“对苏作战开始时，如果日军由于作战上的原因退却至大兴安岭一线时，就利用细菌和剧毒物污染所有的江河、水库和水井，使一切农作物荒废，牛羊死亡。”这是关东军司令部赋予100部队的主要任务。
100部队的“实验研究”，并不是单纯在桌上或研究室内活动，在这里也使用了“马鲁太”。
“在1944年8、9月间利用活人进行了实验。让被实验者毫不注意地吞服催眠剂和毒剂，使他们不知道实验内容，被实验者有七八名中国人和俄国人。实验使用的药品中，有朝鲜牵牛花、海洛因、蓖麻子等，他们把这些毒剂混入食物之中，在两星期内，让被害的实验者吃五六次这种下有毒剂的饭食。我想在汤中主要是加上了朝鲜荦牛花，在粥里加上了海洛因，在烟里掺上了海洛因和细菌。被实验者喝了混有朝鲜牵牛花的汤，30分钟至一小时以后就陷入睡眠状态，能连续睡眠五个半小时。”
——这是曾经在100部队工作过的第六课课员三友，后来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法庭上供认的进行活体实验的残酷事实。
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马鲁太”的身体日益衰弱，当无法再进行实验时，100部队人员就让身体衰弱的“马鲁太”泻肚，然后把“氰酸化合物”当做药给他们进行注射，把他们毒死。
731部队把“马鲁太”的骨灰扔在“骨冢”里，100部队则把“马鲁太”的尸体埋在部队的家畜墓地里。
731部队和100部队是一对玩弄细菌的恶魔姊妹。
杀光牲畜的作战
1942年夏天，在流经苏满地区边境附近的德尔布尔河畔，约近30名人扒开野草，沿着河滩走来。
这是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满洲100部队的村本少佐以及下属军官、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是装备器材却是大量的，运来了两艘大型充气橡皮艇、十几个高大的金属容器、大皮箱、玻璃容器、水桶、长柄勺等。这些东西都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从外表看谁也不知是什么。
一个好像指挥官似的人站在最前边。他用望远镜观察德尔布尔河下游。从这里再往前几十公里的地方，就是苏联境内，只靠望远镜进行侦察，还看不到苏联边防部队的踪影。
指挥官一举手，一行人就停了下来。他们在齐人高的水草丛中开始动手组装器材。两艘橡皮艇充满了气，船尾用绳子栓在岸边。
然后，他们把大型金属容器和水桶装上了橡皮艇。由于是在盛夏的中午进行作业，他们的军装全被汗水湿透。
每艘橡皮艇上都乘有一名100部队的研究人员，他熟练地划起短桨，橡皮艇驶进了德尔布尔河中流。第一只橡皮艇行驶至约100米处时，第二只橡皮艇又出发了。艇上也同样装有金属容器和水桶似的东西，一名研究人员划起了桨。
岸上用绳索紧紧地拉着，这时，研究人员打开容器的盖子，从两艘橡皮艇上把它们沉入河中。容器里装有大量的鼻疽菌。鼻疽菌是马、羊等家畜的大敌，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到。
容器在水下慢慢地不断向外吐出鼻疽菌。德尔布尔河在下游不远的地方同额尔古纳河汇合，而额尔古纳河流入了苏联境内。100部队这次的实验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企图躲开苏军边防部队的监视，在距边境最近的地方放入大量的鼻疽菌。
一旦经过鼻疽菌充分污染的河水流入苏联境内，当鼻疽菌游于某河岸附近时，家畜和人饮用它，其结果，苏联境内许多家畜和人就会死亡这就是100部队实验的企图。
两只橡皮艇在约一公里的范围内，缓慢地逆水而上，同时在河面上继续撒布鼻疽菌。当时，日苏尚未处于战争状态，借口是实验，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