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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车上的人们，要求和我面谈，我表示拒绝。因为要求同不相识的人面谈，毋须穿着迷彩战斗服或行动服，更不必乘坐宣传车进行谩骂。我要求同意见对立的人面谈时，绝不穿战斗服，也不乘坐宣传车，而事先取得联系，必要时带上介绍信。这是会见不相识的人时所必需的程序。
人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张，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国家里，意见发生对立时，有什么必要让警察来保护呢？在民主主义国家里，本来就不必要保护。这证明日本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还存在着制约。
我对在我身边保护的许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当信仰和主张发生对立时，确立正确的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需要那样的保护。
我还接到了许多右派分子的来信和电话，其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匿名的。从其言行、订阅的报纸以及所属团体名称，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右翼。发表意见时，不讲明姓名和住址，我只能认为是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这次发生如此重大的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估计写第三集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误用照片，整个《恶魔的饱食》的内容都会遭到怀疑，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这件事而抹杀《恶魔的饱食》全书，使其陷于窘境的话，那么，在731部队屠杀的无数灵魂是不会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们提供重要证词和资料的证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将化为乌有。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写作前隐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为了由于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夺去生命和财产的人们，为了不重蹈覆辙，今天，作为作者，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捍卫《恶魔的饱食》这部作品。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据加害者的证词和受害的证词写成的。现巳完成。
加害者想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尽量加以掩盖或缩小，而被害者对所蒙受的损害存在着夸大的倾向。以加害者的证词为主体写成的《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凝聚着加害者的胆量和赎罪意识。它不是将已经发表过的资料汇编或借用、分析、综合他人的资料，而是基于本人体验的历史证词。根据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证词就能够揭发军国主义，不能因为误用照片问题就将一切化为乌有。
教科书问题，被认为是由《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误报。根据两杂志的报道，不存在由于审定而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企图在教科书里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样，这也是事实。
严重的并非何时误报，而是在国民不知不觉之间把“侵略”调换成了“进入”这一事实。《产经新闻》立即发表了误报的谢罪消息，获得了一部分新闻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赞赏。这种谢罪不是向读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读者道歉的话，与其说是就误报问题，毋宁说应该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时间把“侵略”巧妙地改写成“进入”的事实。
关于这次误用照片问题，我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从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就误用照片追究我作为作者的责任；另一种是以此作为绝好的突破口来攻击共产党，并企图掩盖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事实。
追究我本人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头指向别处，我绝不接受这种记者的采访。这是对特定的新闻界人士拒绝采访的理由。
所谓历史，是由体验者的证词或记录积累而成的。包括记忆的出入、不准确之处等的综合，构筑了历史的金字塔。
误用照片和说明文字，都是由于相信照片的真实性而发生的。虽然我们对照片的验证，缺乏充分的注意，但这绝不是故意的。
作者有重大的过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这种过失来洗刷日本过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我们绝不允许搪塞说，那不只是日本犯的罪行（只要是战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犯同样的罪行）。这种托词是他们为了使犯罪正当化而经常使用的手段。只要加害者不进行反省，战争的悲剧就会重演。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而且是时代错误的爱国主义，最终只能使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孤立起来，并导致灭亡。“国家利益”、“大和民族”、“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圣战”等想法，导致随意地将中国的领土满洲当做日本的生命线，驱使全体国民进行侵略战争。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应忘记的。错误的爱国主义曾酿成一场战争的噩梦。一旦再次爆发战争，被驱赶上战场的将是那些尚未得到国家一点恩惠的年轻人。战争的指导者是不会自己拿起武器上战场的。正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日本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所以才从加害者的角度将（过去的）这种错误记录下来，传达给下一代人。我们并不是不反省的民族。
在这里，我谨向读者及支持者表示深切的歉意，并表示我的决心，希望大家今后仍能给予支持。（本文系摘要，原载1983年1月号《文艺春秋》月刊）
附图 关东军防疫供水部总部设施全图
（点击看大图）
作者后记
《恶魔的饱食》出版后巳过了10年。在那以后，对731部队的研究有了进展，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和新事实。通过加害者的手，勾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并列的罪行，而销毁罪迹和隐瞒证人的做法，使战后在一段时间内，它的全貌一直被封锁在黑暗之中。
在《恶魔的饱食》中，我虽自负“已迫近了731部队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后来的研究进展，越发使我期待它更加准确。在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协助下，得以在这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修订版，这是笔者莫大的喜悦。
为了不让战争的罪恶重演，要把战争的实际情况正确地传达给下一代。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加害者真挚的反省和坦白，是必要的。
受害者尽可能地夸大，加害者尽可能地缩小，这是人的心理。部队的所作所为，是日本可耻的战争犯罪，而对这一问题坚持不懈进行研究的事实证明，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恶魔的饱食》对希望不愿重犯这种过错的人们来说是共同的财富。对迄今由作家和记者挖掘出来的历史事实，再通过学者的手加以补充，进一步完善，我感到格外的幸运。今后，一有机会，我会继续加以补充，希望使之更加接近于真实。
森村诚一
出版者的话
森村诚一所著《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中译本的全集（共三集）即将付梓，诸多感慨，欲一吐为快。
虽然十多年前读过非正式出版的这部作品，以后又看过同样题材的影视剧，当时被震撼的感觉一直梦魇般刻在脑海中，但这次重读修订本的书稿，我仍然陷入深深的压抑、悲愤之中。因为书中所记述的日寇兽行，那一桩桩对中国人残忍、血腥的蹂躏，它所反映出的日军在“为了国家”的幌子下对人类和道义的蔑视和践踏，令人不寒而栗。
森村诚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他的许多小说我都读过，而且喜爱。因为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构思巧妙，文字畅快，而这几点恰恰是绝大多数日本小说所稀缺的因素。但是他在创作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创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求揭露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包括挖掘日本军方和政客以及美、苏政界极力遮掩、毁灭的档案材料，耐心说服731部队成员吐露真相。在此期间，理解、支持他的人少，不理解、反感甚至憎恨他的人多，但他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部令世界震撼的纪实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在书中写道：“揭露祖国（军国主义）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教训。”
“我执笔写作《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以防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正义之士的心声，我深感敬佩。
由此我又想到前些年里我社出版的《战后补偿的思考》、《战后日本遗族透析》、《帷幕后的奸雄》、《小泉纯一郎面面观》、《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强掳·诉讼·和解——花冈劳工惨案始末》几本著作的作者本泽二郎、内田雅敏、田中宏、田中伸尚、波田永实等几位日本作家。他们与森村诚一先生一样，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对和平、人类的危害，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了中日人民和民族世代友好，奋力奔波，大声疾呼，甚至不惜在国内遭到孤立和迫害。这几位日本作家，无一例外地热情支持我社出版中译本，并慨然放弃版税。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正直和勇敢。
同样，我想到全力帮助我社将这些日本作家的正义之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骆为龙、张碧清、陈耐轩、闵曾瑜、陆建元、陈俊英、张锁柱、刘孟州、颜锡雄等先生。看到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地抹杀侵略历史真相和为军国主义罪行涂脂抹粉，看到中国的青少年正在淡忘、漠视中华民族屈辱、苦难历史的现实，这几位先生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正义和爱国的精神和品格。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中译本在2003年巳经付梓，第二集和第三集也分别在2004年、2005年译完，但一直没有奉献给读者。原因在于：尽管我社想尽一切办法与森村诚一先生联系版权的授予事宜，但是，可能出于日本国内的某些压力，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明确解决。其间，张碧清先生不幸病逝，我感到愧对为中译本的出版弹精竭虑的诸位先生！几经踌躇，我决定将《恶魔的饱食》中译本出版，免费赠送给一些学校的图书馆，让广大青少年朋友阅读。哪怕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作为出版者，让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了解历史，记住历史，不让历史重演，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吗？
这是我社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社将一直做下去的。
学苑出版社
孟白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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